关于印发《盘锦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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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盘锦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辽宁省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盘锦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盘政办发〔2004〕13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盘锦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盘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四年二月二十日
盘锦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了适应我市农村税费改革需要，加强村级财务管理和监督，维护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辽宁省农村集体资产条例》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发〔2001〕5号）、《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号）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
第三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实行“村会计委托代理制”，由乡、镇(含街道办事处，下同）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监督管理，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下设村会计委托代理办公室（以下简称代理办），负责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的日常管理工作。
实行“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应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讨论同意，并履行有关委托代理手续。
第四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下列资金实行委托代理，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一） 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
（二） “一事一议”筹集的资金；
（三） 农村税费改革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四）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包收入和村民小组的上交收入；
（五） 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各项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 土地征用补偿费收入；
（七） 财产、物资变现收入；
（八） 各种代收、代管和借贷资金；
（九） 上级部门专项拨款；
（十） 扶贫、救济和接受的捐赠款项；
（十一） 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其他资金。
第五条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由征收机关缴入财政专户后，财政部门须在5个工作日内划拨到代理办专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坐扣、挪用和挤占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
第六条代理办要设立专户，对两税附加和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实行管理，两税附加和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划到专户后，再由代理办下拨到各村帐户。
第七条“村会计委托代理制”要坚持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变，会计核算办法不变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平调、截留和挪用。
第八条乡（镇）代理办在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下开展工作，负责第四条规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项目的日常会计核算、财务管理、财务审核、监督及部分档案管理等项工作。
第九条代理办主任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人兼任，财会人员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人员兼任或外聘财会人员补充，每5至7个村设1名记帐会计。外聘的财会人员经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组织考试，择优聘用。财会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解聘。财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第十条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人员兼任的财会人员的开支渠道不变。外聘财会人员的开支和代理办所需办公经费的来源及标准由各县（区）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代理办财会人员主要职责是：
（一） 遵守国家有关财会制度，遵守财经纪律；
（二） 参加各村财务计划的编制和有关生产、经营管理；
（三） 全面、真实、准确、及时进行会计核算，按月填报会计报表，督促村经管员及时做好财务公开；
（四） 定期向上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报告有关财务会计工作情况。
第十二条代理办要认真执行财政部、农业部颁发的《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制度（试行）》和《村合作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试行）》及有关的制度和规定，坚持民主管理、财务公开的原则，建立和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按村单独设帐，独立核算。
第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具体工作由各级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负责。
第十四条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核算实行委托代理后，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再设会计，村设经管员1名，村财会工作实行定期报帐制。
第十五条村经管员主要职责是：
（一） 编制本村年度财务预算计划；
（二） 具体负责本村集体资产的登记造册等事务管理；
（三） 负责会计原始凭证的收集、整理、审核及对代理办的报帐工作；
（四） 本村备用金的领取、管理，对其使用情况监督；
（五） 负责本村的财务公开工作；
（六） 登记现金、银行存款、内部往来等会计帐簿，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库存物资、一事一议筹劳等登记簿和统计台帐；
（七） 乡（镇）、村交办的其他有关事务。
第十六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实行委托代理后，按下列程序办理财会业务：
（一） 各村编制的年度财务预算计划，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讨论通过，报代理办审核，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批后，方可组织实施；
（二） 村经管员按规定到代理办领取备用金，每次领取备用金须经代理办主任审批，具体提取金额由代理办根据各村情况确定；
（三） 村一切财务收支的原始凭证需由经手人、村经管员、村财务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后，再经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
（四） 经村民主理财小组审核通过后的原始凭证报代理办；
（五） 代理办记帐会计对各村报来的原始凭证进行审核，经代理办主任审批后，办理财务收支业务，登记帐簿。对财务审批手续不完备的，记帐会计不得办理财务收支手续；
（六） 代理办分村编制会计月报表和财务决算；
（七） 村经管员根据会计报表和有关要求进行财务公开；
（八） 代理办根据会计制度的要求，负责会计档案的收集和整理，负责保管最少2年的会计档案。
第十七条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主要用于村干部报酬、五保户供养和村办公经费开支。村干部报酬在保证村五保户供养和办公经费开支的基础上，每个村干部年报酬总额不得超过当年本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倍，具体标准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批。
报刊杂志订阅实行限额管理，农业人口超过2000人（含2000人）的村每年不得超过1500元，农业人口在2000人以下的村每年不得超过1000元。
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各项开支应遵循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则，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取消村级招待费。
第十八条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一事一议”筹集的资金每超过500元及其他各种收入要在3日内逐笔全额上交代理办，由代理办统一管理，严禁坐收坐支。
第十九条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民主理财小组，实行民主管理。民主理财小组由依法召开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本村村民中选举产生，村干部不得兼任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第二十条民主理财小组一般由3至5人组成。民主理财小组应有专门的议事规则，定期例会，定期进行理财活动，认真履行民主监督的职责。
第二十一条民主理财小组有以下权利：
(一) 参与制定和审议本村的财务计划和制定各项财务管理制度；
(二) 监督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
(三) 参与检查、审核有关财务收支帐目；
(四) 否决不合理开支；
(五) 检查监督财务公开情况；
(六) 听取和反映村民对村财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二十二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要实行财务公开。公开内容主要包括：
（一） 村级财务预算及计划执行情况；
（二） 本办法第四条所列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来源和支出情况；
（三） 集体资产的发包、承包与租赁收入；
（四） 村级债权、债务情况；
（五） 村与农户之间往来帐目；
（六） 税费减免情况；
（七） “一事一议”筹资和以资代劳资金的用途和使用情况；
（八） 代收代缴费用情况；
（九） 群众要求公开的其他事项。
财务公开内容要真实、准确，常规事项要按月或季定期公开，在每月或每季终了之日起7日内公开。非常规事项随时发生随时公开，村民对财务公开内容有异议的，可直接向代理办提出质询，代理办要在一周内予以解答。
第二十三条市、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要加强对“村会计委托代理制”工作的审计监督。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辽宁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的规定，充分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市、县两级要依法对乡村财务工作开展审计。
第二十四条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对村筹劳使用情况和村干部离任进行经济审计；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对实行“村会计委托代理制”的乡（镇）每年进行一次全面审计；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机构主要负责抽查审计和对县、乡两级审计有异议的复审。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辽宁省农村集体资产条例》、《辽宁省农村集体经济审计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对乡（镇）、村有关领导及直接责任人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建议有关部门按照《关于违反农村税费改革政策行为纪律处分暂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要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 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未能及时足额划转到乡（镇）代理办专户的；
（二） 坐收坐支村里的各项收入或不及时（上交时间超过3个工作日）将各项收入全额交到乡(镇)村会计委托代理办公室入帐的；
（三） 挪用、截留、平调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资金的；
（四） 侵占、私分集体资产的；
（五） 违反财务开支审批制度擅自批准现金支出的，不按规定程序擅自以村集体名义投资或者借贷资金的，不按规定程序擅自拍卖、转让、入股集体资产的，在审计工作中不如实提供财务帐目及其有关资料或者对审计意见书无异议又拒不执行的；
(六)其他违反财会制度规定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农村经济发展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关于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的通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事厅关于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的通知
浙政办发〔2004〕117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人事厅关于《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浙江省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试行细则
省人事厅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基本原则和实施范围
第一条为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人事管理制度，规范事业单位的人员聘用工作，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本省事业单位（以下称聘用单位）和与之建立或者形成聘用关系的人员，但参照、依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除外。
第三条事业单位聘用制度是指聘用单位与职工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签订聘用合同，确定聘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人事管理制度。
第四条实行人员聘用制度应当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坚持单位自主聘任、个人自主择业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保证职工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第五条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人员聘用制度实施的指导、协调、监督和管理。
二、人员的聘用
第六条聘用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工作需要，按照科学合理、精简效能原则设置岗位，并根据有关规定确定岗位的相关待遇。机构编制部门核定人员编制的聘用单位在聘用人员时，不得突破核定的编制数额。
第七条聘用单位聘用人员，应根据岗位任职条件，通过公开考试或者考核的方法进行。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同等条件下本单位的应聘人员可以优先聘用。
第八条聘用单位人事部门是实施人员聘用制度的日常工作部门，负责对人员的聘用、考核、续聘、解聘等工作的组织实施。
聘用单位人事部门组织实施人员聘用工作，应当接受本单位纪律检查部门、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
第九条人员聘用的基本程序：
（一）公布岗位及其职责、聘用条件、工资待遇等事项；
（二）应聘人员申请应聘；
（三）聘用单位人事部门对应聘人员的资格、条件进行初审；
（四）聘用单位人事部门对通过初审的应聘人员进行考试或考核，根据结果择优提出拟聘人员名单；
（五）聘用单位领导集体讨论决定受聘人员；
（六）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第十条聘用单位聘用人员，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除文艺、体育等特殊岗位外，不得聘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第十一条受聘人员与聘用单位负责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或者近姻亲关系的，不得被聘用从事聘用单位负责人员的秘书或者人事、财务、纪律检查（监察）岗位的工作，也不得在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工作。
三、聘用合同的订立
第十二条订立聘用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双方当事人各执1份，1份存入受聘人档案。
第十三条聘用单位应当在决定聘用之日起15日内与受聘人员订立聘用合同，并在聘用合同订立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为受聘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聘用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对生效的期限或者条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十五条聘用合同必须具备下列条款：
（一）聘用合同期限；
（二）岗位内容及职责要求；
（三）岗位工作条件；
（四）岗位纪律；
（五）工资待遇；
（六）聘用合同终止、解除条件；
（七）违反聘用合同的责任。
聘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内容外，当事人还可以协商约定试用期、培训与继续教育、知识产权保护、解聘提前通知时限等内容。
第十六条聘用合同期限分为有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和以完成一定的工作为期限。聘用合同期限由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协商确定，但最长不得超过应聘人员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年限。
第十七条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如果提出订立聘用合同至退休的，聘用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
（一） 连续工龄满25年的；
（二）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
（三） 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 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订立至退休的聘用合同，必须明确终止条件。
第十八条聘用合同中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试用期计入合同期限内。其中聘用合同期限不满6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满6个月不满1年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1个月；满1年不满3年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
被聘人员为大中专应届毕业生的，实行1年的见习期。见习期计入合同期限内。
聘用单位与军队转业干部、复员退伍军人等政策性安置人员首次签订聘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聘用合同的期限不得低于3年。
第十九条聘用合同当事人可以对由聘用单位出资招聘、培训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的受聘人员的服务期作出约定。
第二十条受聘人员在涉及国家机密的岗位工作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涉密人员管理的规定。
受聘人员在涉及聘用单位商业秘密的岗位工作的，当事人可以在聘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约定保密义务。双方就受聘人员要求解除聘用合同的提前通知期作出约定的，提前通知期不得超过6个月。
第二十一条聘用合同对受聘人员的违约行为设定违约金的，仅限于下列情形：
（一）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二）违反保守商业秘密约定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违约金的其他情形。
违约金的设定应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聘用单位与受聘人员订立聘用合同时，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押金、抵押物或者其他财物，不得扣押各种有效证件。
第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合同无效：
（一）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
（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
（三）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无效的聘用合同，自订立之日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聘用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聘用合同的无效，由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确认。
四、聘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第二十四条聘用合同依法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聘用合同约定的义务。
聘用单位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原聘用合同仍然有效，由新任法定代表人继续履行。
第二十五条聘用合同履行期间，聘用单位应当对受聘人员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工作情况实行年度考核，必要时，可以增加聘期考核。考核必须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实行领导考核和群众评议相结合。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个等次，作为受聘人员续聘、解聘或者调整岗位的依据。
第二十六条受聘人员年度考核或者聘期考核不合格，聘用单位可以调整其工作岗位，并相应变更聘用合同。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变更聘用合同，应当经双方协商一致；协商不成的，聘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
第二十七条聘用单位合并、分立的，聘用合同由合并、分立后的聘用单位继续履行；经聘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聘用合同可以变更或者解除；聘用合同一方要求变更相关内容的，应当将变更要求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另一方应当在20日内答复，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变更。
五、聘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第二十八条聘用合同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第二十九条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并书面通知受聘人员：
（一）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本岗位要求又不同意聘用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的；
（二）连续旷工超过10个工作日或者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20个工作日的；
（三）未经聘用单位同意，擅自出国或者出国逾期不归的；
（四）违反工作规定或者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或者失职、渎职，造成严重后果的；
（五）严重扰乱工作秩序，致使聘用单位或其他单位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
（六）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缓刑以上刑罚的。
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但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受聘人员：
（一）受聘人员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聘用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的；
（二）受聘人员年度考核或者聘期考核不合格，又不同意聘用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的，或者虽同意调整到新工作岗位，但到新岗位后考核仍不合格的；
（三）聘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的。
聘用单位按前款规定解除聘用合同，未提前30日书面通知受聘人员的，解除行为无效，聘用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三十一条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不得依据本细则第三十条解除聘用合同：
（一）受聘人员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二）女职工在规定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三）因工负伤，治疗终结后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1—4级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患职业病以及现有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或者精神病的；
（五）受聘人员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六）属于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解除聘用合同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员可以随时解除聘用合同，并书面通知聘用单位：
（一）在试用期内的；
（二）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的；
（三）被录用或者选调到国家机关工作的；
（四）依法服兵役的；
（五）聘用单位未按照聘用合同约定支付工资报酬、提供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的；
（六）聘用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工作的。
第三十三条受聘人员提出解除合同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又不属于本细则第三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受聘人员应当继续履行聘用合同；6个月后再次提出解除合同仍未能与聘用单位协商一致的，可以单方面解除合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聘用单位应当自受聘人员提出解除聘用合同之日起20日内予以答复；未予以答复的，视为同意解除合同。
受聘人员在涉及国家秘密岗位工作，或者是承担国家和地方重点项目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或技术骨干，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三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合同终止：
（一）聘用合同期限届满的；
（二）聘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的；
（三）聘用单位被撤销、解散的；
（四）受聘人员退休、退职的；
（五）受聘人员死亡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失踪、死亡的。
第三十五条聘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聘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不得终止聘用合同：
（一）因工负伤，治疗终结后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1—4级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职业病以及现有医疗条件下难以治愈的严重疾病或者精神病的；
（三）属于法律、法规规定不得终止聘用合同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六条聘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聘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受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又不属于本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二）、（三）、（四）、（五）、（六）项规定的，聘用合同期限顺延至下列情形消失：
（一）受聘人员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二）女职工在规定的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的；
（三）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四）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三十七条聘用单位应当在聘用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内，就终止或者续订聘用合同的意向书面通知受聘人员。续订聘用合同的，双方协商办理续订手续。续订聘用合同不得约定试用期。
第三十八条聘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单位应当出具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合同的有效证明，并在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合同之日起15日内为解除、终止聘用合同的人员办理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关系的封存或者转移手续。
第三十九条聘用合同期限届满，聘用单位未办理终止聘用合同手续，受聘人员仍按照原聘用合同履行义务，视为原聘用合同延续，单位应及时与其办理续订手续。
应当订立聘用合同而未订立的，受聘人员按照聘用单位要求履行了工作义务的，聘用关系成立，受聘人员的工作条件、工资福利待遇等，按照有利于受聘人员的原则确认，受聘人员可以随时终止聘用关系；聘用单位提出终止聘用关系的，应当提前30日通知受聘人员，但受聘人员具有本细则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用单位应当根据受聘人员在本单位的实际工作年限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一）聘用单位提出解除聘用合同，经协商，受聘人员同意解除的；
（二）受聘人员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聘用单位安排的其他工作，聘用单位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
（三）受聘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者聘期考核不合格，又不同意聘用单位调整其工作岗位的，或者虽同意调整工作岗位，但到新岗位后考核仍不合格，聘用单位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
（四）聘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合同达成协议，由聘用单位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
（五）聘用单位未按照聘用合同约定支付工作报酬、提供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受聘人员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
（六）聘用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工作，受聘人员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的；
（七）聘用单位被撤销、解散，不能安置受聘人员就业的。
第四十一条聘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与本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的应当给予经济补偿的解除条件相同的，聘用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第四十二条经济补偿金应以受聘人员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合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标准，在聘用单位工作每满1年支付1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不满1年的，按1年计算经济补偿金。受聘人员月平均工资高于当地月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当地月平均工资的3倍计算。
聘用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聘用合同之日起15日内向解除、终止聘用合同的人员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
第四十三条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人员的失业救济，按《浙江省失业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
六、违约和纠纷处理
第四十四条由于聘用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聘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聘用合同当事人违反聘用合同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聘用合同当事人都违反聘用合同约定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聘用单位未按照本细则规定办理解除、终止聘用合同手续，支付经济补偿，给受聘人员造成损失的，聘用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聘用单位聘用尚未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人员，对原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聘用单位和受聘人员对原用人单位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受聘人员提供虚假证明造成的聘用不当，聘用单位可以免除连带赔偿责任。
第四十八条聘用合同对培训费用没有约定的，受聘人员经聘用单位出资培训后解除合同，聘用单位不得收取培训费用；有约定的，按约定收取，但不得超过为受聘人员培训的实际支出，并按受聘人员培训后回单位服务年限，以每年递减培训费用20%的比例计算。
第四十九条聘用合同终止或解除后，受聘人员违反规定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原所在聘用单位的知识产权、技术秘密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聘用合同当事人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可以向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五十一条聘用单位违反本细则规定的，由人事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由聘用单位主管部门或者聘用单位依法给予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
七、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细则中受聘人员医疗期，可参照国家对企业职工的有关规定执行；医疗期的工资待遇按照事业单位病假期间工资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十三条对由工勤岗位受聘到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的人员，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聘用满5年且在所聘岗位退休（退职）的，可按所聘岗位国家规定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并享受相应的退休（退职）待遇。
第五十四条本细则实施前签订的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应当继续履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可以按照本细则变更或重新签订聘用合同。
第五十五条本细则由省人事厅负责解释。
第五十六条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浙江省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暂行办法》（浙人政〔1998〕141号）和《浙江省人事厅关于贯彻〈浙江省事业单位实行人员聘用制暂行办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浙人录〔1999〕42号）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对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不动产应采取何种善意保护制度，需结合物权法的立法思想、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和不动产登记制度进行综合评判。《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德国、瑞士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在前提条件、理论基础、法律效力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宜盲目照搬德国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规定来解释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在《物权法》颁布以前，我国大陆地区的学者多将善意取得视为一项关于动产物权取得的特殊制度。学者们通常从两个角度来阐述该制度：一是认为其前提条件是无权占有，取得人的善意体现为其不知道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1]二是从物权公信原则出发，主张不动产登记簿和占有均具有公信力，信赖登记簿与信赖占有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皆受法律保护。[2]上述不同见解之所以能够共存且未引起争议，是因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一直被视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这两种见解曾同时得到过立法者的认可。例如，《物权法》（第四次审议稿）第22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3]而第110条规定了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然而，正是这两个法条对不动产善意保护的分别规定，凸显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间长期隐而未现的矛盾：是用善意取得制度还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来保护不动产善意取得及其相关权利。
《物权法》颁布以后，有些学者敏锐地意识到，《物权法》第106条用一个条文对动产和不动产进行统一规定，不免给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的判定带来不便。[4]如何解决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关系便成为把握第106条的关键。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其一，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无实质差异，《物权法》第106条包括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5]以往认为应否定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而采取不动产公信力制度是一种误解。[6]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借鉴德国法上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规定，来区分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7]其二，应区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单独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8]究竟上述哪种方案更切合我国实际，德国法上的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对我国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具有多大的借鉴意义，非常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将以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为基础，并参酌德国、瑞士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及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和学说，从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理论基础等方面分析我国法上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德、瑞两国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与适用《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
一、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
关于《物权法》第106条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我国学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无权处分说。鉴于《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因此该说将法条中“无权处分人”解释为在无权处分情况下没有处分权的人，从而得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为无权处分。这种学说得到了立法者的赞同，他们也提出，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是受让人不知道让与人无权处分的事实，[9]即无权处分，取得人信赖的客体是处分人的处分权。第二，不动产登记簿错误说。[10]此说认为可借鉴德国法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规定，将不动产登记簿错误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不过，“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不是取得人对登记簿的信赖，而是对处分权人有无权利的事实的信赖。”[11]这表明，在这位学者看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不是对不动产登记簿的信赖，而是对处分权人为有权处分人的信赖。这无异于将登记簿错误等同于将无处分权人登记为有处分权人，实际上是无权处分说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在德国和瑞士学者看来，德国和瑞士民法不是将无权处分，而是将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规定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前提条件。[12]他们所讲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并非来源于法条本身，而是从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拟制中推导而来，并非从对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中演绎得来。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第1款规定：“为有利于根据法律行为取得一项权利或者取得该项权利上的权利的人，土地登记簿中所记载的内容应视为是正确的……”。又如，《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第1款则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由上述规定可知，德国和瑞士皆将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拟制为正确，并要求取得人善意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这样就在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与善意保护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取得人信赖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而非处分人的处分权。[13]与此不同，在动产善意取得中，取得人信赖的是无权处分人的处分权，占有在这里起到了体现处分权的权利外观的作用。[14]是故，德国和瑞士均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外，对动产的善意取得另行作出了规定（《德国民法典》第932条，《瑞士民法典》第933条）。
我国之所以将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与《物权法》第106条将善意取得制度统一适用于动产、不动产和《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有关。善意取得制度以善意作为补正无权处分人处分权瑕疵的正当性根据。由此可知，尽管转让合同无效这个要件最终未被规定为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实践中法院通常不会认定转让合同无效，而是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判定受让人取得相应的不动产物权。这依然是一种以债权合同和意思主义为中心的物权变动模式，仅在受让人的善意和无权处分人的行为之间建立起了逻辑联系，并未直接涉及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或不正确的状况，忽视了不动产登记簿的作用。
相比之下，德国、瑞士将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而非无权处分视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与它们在立法技术上对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拟制有关，[15]另一方面与它们将从无权利人处取得动产、不动产分别予以规定的做法相关。值得注意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对不动产登记簿的拟制作用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之间存在显著不同。这一点并未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注意。甚至有学者将《物权法》第16条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看做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16]其实，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体现的是不动产登记簿形式上的公示作用（formelle Publizitaet），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显现的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实质公示作用（materielle Publizitaet）[17]权利推定仅具有程序法上的意义，旨在免除登记权利人对自己享有物权的证明负担，而并不能产生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该推定效力仅有利于不动产登记的权利人，善意第三人并不能依据该权利推定获得实体法上的保护。就效力范围而言，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只具有积极公示（positive Publizitaet）的效力，即推定已登记的物权存在，已注销的物权不存在，并不涉及未登记的权利和处分权限制。可见，权利推定作用并不能解决不动产之上的权利负担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和占有的权利推定作用一样，不具有完整性推定即消极公示（negative Publizitaet）的作用。占有作为权利外观只具有表征物权归属的作用，而不可能表征物上的负担，因此，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并不涉及物上的负担。在动产善意取得时，物上的负担是否消灭必须另行规定。《物权法》第108条解决了动产善意取得的物上负担问题，该条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外。”然而，《物权法》并未规定，善意受让人取得不动产后，该不动产上未登记的权利或权利限制是否消灭。实践中许多问题与此相关，例如，不动产之上未登记的共有物权在善意取得时是否当然消灭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与《物权法》的上述欠缺不同，德国和瑞士通过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拟制作用解决了不动产之上未登记的权利和权利限制是否消灭的问题。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具有对不动产登记簿的完整性拟制效力，除了已登记的物权的存在，还包括未登记的物权和未登记的处分权限制不存在。这便从效力范围上超越了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不同于权利推定效力的程序法作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拟制作用将不正确的不动产登记与实体法律效果相联系，从而产生实体法上善意保护的法律效果。从举证的角度看，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可以通过证明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或存在可疑之处而被推翻，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推定是不可推翻的。不论对于确实存在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还是可能存在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取得人均可依据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受到善意保护。由此可知，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在实体法上的效力排除了反证权利取得有瑕疵从而推翻善意保护的可能性，取得人不能够放弃所受到的善意保护。[18]因此，德国主流学说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视为法律的拟制，而非不可推翻的推定。[19]这种对不动产登记簿完整性的拟制不仅在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的客观事实和善意保护的法律效果之间建立了逻辑衔接，而且实现了对取得人善意的推定。这样一来，善意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之下是排除善意保护的消极要件。取得人受善意保护既无须证明自己不知道不动产登记簿的不正确，也无须证明自己已知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可见，德国法和瑞士法上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主观善意均体现为善意推定，这是基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一种可以推翻的假定，而不是从实体法上对取得人提出的善意要求。可以说，不动产登记簿的拟制功能既实现了对善意的推定，又完成了将不动产登记簿的程序法推定作用向实体法保护功能的超越。[20]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德国和瑞士对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和动产善意取得分别进行规定有两个立法技术上的原因：一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解决了实体法上的正确性和完整性的推定问题，实现了实体法上的保护效果，而善意取得制度并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不论是我国，还是德国和瑞士，均需要对实体法上的物上负担问题做出特别规定；二是不动产登记簿内容不正确的情形不限于处分人无处分权，还包括其他如预告登记等非物权的权利限制情形。无权处分不足以成为概括德国法和瑞士法上从无权利人处取得动产和不动产的前提条件，取得人仅依据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效力也不能实现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
德国和瑞士的学者多认为，善意保护的立法技术不是一项一般性的法律原则，而是一种例外性规则。基于一定权利外观而受到保护的当事人的地位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求。在缺乏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实际法律状况来判断法律效果。[21]因此，不论是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还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皆应以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通过法律解释不至于引发异议为前提。善意保护不仅涉及到法律交易中原权利人与第三人的利益平衡问题，更涉及到交易安全的保护问题，因此，不论在何种限度内对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进行保护， 必然以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是故，各国在立法和法律解释上均对善意保护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而言，法律规定善意保护只适用于无权处分的情形，而未规定由其他原因引起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时的善意保护。由于《物权法》未规定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不动产登记簿的消极权利推定效力（未登记的物权不存在）和完整性推定效力（未登记的处分权限制不存在）难以依据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来确定其实体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以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替代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前提条件的做法并不符合善意保护的理论。
二、制度构造的理论基础
从权利外观理论的角度来看，无权处分和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分别构成了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权利外观，但二者并不具有互相替代的基础。原因在于，权利外观理论不是一个统一性的原则，一般认为，它只能作为解释法律制度的基础，而不能作为法律制度产生的依据。虽然可以依照权利外观理论来理解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但并不能由这一理论推出两个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及理论基础。适用权利外观理论的各种制度虽均以保护交易安全为目的，但是它们各自的法律构造和法律后果却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权利外观原则没有统一的表述。[22]我国和德国、瑞士在立法上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不同规定，正反映了权利外观理论的上述特点。
无权处分中权利外观事实的形成以不违背原权利人意思为前提，且权利外观的形成是由原权利人的行为引起，其行为的可归责性是权利外观形成的要件之一。据此，诱因原则被视为无权处分的理论基础。不具有处分权这个事实是由原权利人的行为而引起的，正是由于原权利人行为的可归责性导致了其相对于取得人而言不值得保护。可见，原权利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的形成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原权利人在权利外观形成中的可归责性构成信赖保护的条件。与此相比，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错误并不一定与原权利人的行为有关，不论不动产登记簿错误是否由原权利人的行为直接引起，皆不影响取得人受到善意保护。[23]不动产登记簿登记错误这个权利外观的形成既不考虑原权利人的意思，也不考虑原权利人的行为与权利外观形成之间的关系。相对于诱因原则，德国学者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理论基础称为纯粹权利外观原则。[24]
结合《物权法》第106条和第107条的规定来看，动产善意取得制度贯彻了诱因原则，排除了非因权利人行为导致的对遗失物的无权处分。无权处分作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应当在不违背原权利人的意思的情况下形成，而物的遗失行为并不符合原权利人的意思，因此对于遗失物不适用善意取得。《物权法》没有明确规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否适用诱因原则。德国和瑞士学者多认为，诱因原则并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理由是，诱因原则旨在从原权利人的行为中找到善意保护的正当性根据，不动产交易中善意保护的正当性根据难以从原权利人的行为或过失中得出。在动产交易中，原权利人的行为直接导致了占有这一权利外观的形成。在不动产交易中，不动产登记簿处于不动产登记机关的掌控之下、原权利人在被登记入不动产登记簿之后，不可能发生委托他人管理等可归责于原权利人的行为。因此， 不动产登记规程的设置决定了原权利人的行为难以成为登记这个权利外观形成的原因，从原权利人的过错中同样也难以找到善意取得的正当性根据。相反，不动产登记制度可能造成不利于原权利人的后果。由于原权利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对自己的权利尽到询问和监督的义务，对登记簿的变化了如指掌，因此，他难以防范他人欺诈登记机构而进行转让登记或在不动产上设定负担，而由原权利人的行为造成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的情形是不多见的。[25]总之，无权处分本身和诱因原则相伴而生，但诱因原则又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因此，从诱因原则理论的角度来看，将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是难以成立的。
无权处分与不动产登记簿错误中，取得人信赖的客体不同。如前所述，在无权处分情形下，取得人信赖的客体是处分人的处分权。[26]权利外观由原权利人的行为引起，取得人基于对处分权的信赖而从事了法律行为。在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情况下，取得人信赖的客体是不动产登记簿的内容。取得人不负有探知并信赖不动产登记簿所表明的真实法律状况的义务。处分人是否有处分权，属于对真实法律关系的一种价值判断，与取得人的信赖之间并无直接关系。有学者指出，在采登记生效主义的国家，如德国、瑞士等，皆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而非善意取得制度，因此，我国不宜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代替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27]这个观点值得赞同。原因在于，采登记生效主义的国家，均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体系。正是这一制度体系构成了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的基础。不动产登记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以国家登记机关代表的国家信用作为当事人从事不动产交易的基础，善意取得人可以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而不是像罗马法时代信赖让与人的个人信用或处分权。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公开性、可信赖性，这就减少和降低了取得人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可看作是一种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制度性的信赖。[28]就我国而言，从不动产登记簿制度的设置与功能来讲，将无权处分看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也不恰当。这恐怕就是前面认同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同一性的学者，也还要通过解释《物权法》第16条来得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重要原因。[29]
三、制度的法律效力
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并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仅就在大陆法系具有重要影响的德国和瑞士的相关规定来看，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法律效力存在显著区别。在德国学者看来，受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保护的物权变动过程包括了导致权利取得的处分行为和其他处分行为。这些处分行为的共同特征是，均为以法律行为方式产生的物权变动，并且这个物权变动包含对权利的处分。这些处分行为分别体现在《德国民法典》第892条和第893条的规定中。德国学者虽然也将这两个条款并称为善意取得的法律依据，但其所使用的善意取得，并非指善意取得制度，而是指善意取得效力。如鲍尔和施蒂尔纳认为，《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第893条列明了可以进行善意取得（redlicher Erwerb）的物权变动过程，这里的善意取得包含的物权变动过程，不仅包括土地权利或土地之上的权利之取得（《德国民法典》第892条），也包括了对登记权利人为给付和与登记人所为的所有其他处分行为（《德国民法典》第893条）。由此看来，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善意效力（Gutglaubenwirkung）较之动产善意取得的效力范围更为广泛，适用依据也更为统一。[30]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对《德国民法典》第892条和第893条的规范功能也进行了区分。第892条的范围仅局限于能导致权利取得的处分行为，不适用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处分行为；而第893条则适用于对不动产登记权利人所为的给付、其他包含对权利的处分但不属于第892条的法律行为，例如，预告登记、权利的废止（《德国民法典》第875条、第1183条）、权利内容的变更（《德国民法典》第877条、第1116条第2款）、顺位变更（《德国民法典》第880条）等。[31]《德国民法典》通过第893条的一般性规定，使基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善意取得效力不仅适用于权利取得行为，也适用于权利取得以外的其他处分行为。通过这两个条款，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成为对不动产进行善意保护的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制度。
较之德国法，瑞士法虽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但未对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法律效力做出一般性规定。依《瑞士民法典》第973条，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只发生以权利取得为限的善意取得效果。就权利的范围来看，该效果包括取得不动产所有权和限制物权。由于缺乏像《德国民法典》第893条那样的一般条款，因此，《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向不动产登记权利人为给付的处分行为。对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善意效力能否扩展到权利取得以外的其他处分行为，学者间存有争议。[32]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根据法律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可以扩展至债券债权（Schuldbrief）和定期金债权（Guelt）（《瑞士民法典》第865 -867条）。[33]虽然《瑞士民法典》第973条未明确将预告登记列入善意保护的效力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瑞士债法典》第216条第2款、第216条a、第216条b第2款对不动产优先购买权、买回权和选择权进行了规定，而这些权利可以在不动产登记簿中进行登记，因此，对于这些权利的顺位可以适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进行善意取得。[34]
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法的规定，对不动产预告登记适用善意取得的观点明显不符合善意保护的一般法理。预告登记既非一项物权，又非处分限制，因此，依据《德国民法典》第892条的规定，很难纳入善意保护的规则之中。因预告登记而引起的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德国法是依据第893条，将其视为权利取得之外的其它处分行为进行善意保护的。[35]《瑞士民法典》则通过特别条款有限制地承认了对预告登记的善意保护。我国既不像德国法那样对于不动产权利取得之外的其他处分行为设有一般性规定，又缺乏瑞士法中对于不动产优先购买权、买回权及选择权的制度基础，司法实践中也并没有关于不动产预告登记适用善意取得的案例，因此，这种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法律效力的扩张解释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
四、结论
通过对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德国、瑞士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上述分析可知，这两种制度间存在显著差异。我国法律缺乏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完整性拟制的规定，因此难以将不动产登记簿不正确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如以无权处分作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不仅不符合我国采取的实质主义的不动产登记模式和信赖保护的诱因原则，而且仅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推定作用难以解决未登记的权利和权利限制的善意保护问题。德国、瑞士关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范围并不相同，相比之下，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保护的范围极为有限。总之，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的前提条件、理论基础和法律效力不论从法律理论上，还是从法律技术上均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整体。
注释: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物业管理疑难法律问题研究”（ZY1229）的阶段性成果。
[1]参见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以下；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2]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5 - 77页；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342页。
[3]“基于不动产登记簿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但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在取得权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有瑕疵的除外。”
[4]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朱广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法学研究》2009年第7期，第59页。
[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页以下；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第83页。
[6]参见崔建远主编：《物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7]参见前引[5]，程啸文，第75页以下。
[8]参见梁慧星：《对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的修改意见》，《中国民事立法评说—民法典、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 -211页；孙宪忠：《我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的法理评述》，《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42-51页。
[9]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文件汇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77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0]前引[7]，第76页。
[11]同上文，第76页。
[12]Heinz Rey， Die Grundlagen des Sachenrechts und das Eigentum， Bern： Staempfli Verlag AG， 2007，S. 388.
[13]参见Juergen F. Baur， Rolf Stuerner， Sachenrecht， Muenchen： Verlag C. H. Beck， 2009， S. 294； Karl-Heinz Gursky（Bearb.），J.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uehrungsgesetz und Nebengesetzen， Band 3，Berlin：Seiller de-Gruyter， 2008，S. 441.
[14]参见前引[13]，S. 438； W. Siebert， Juergen F. Baur， Soergel Kommentar， 13. Aufl.，Stuttgart：Kohlhammer， 1999，S. 506.
[15]Marc Amstutz， Handkommentar zum Schweizer Privatrecht， Zurich， Basel， Genf：Schulthess， 2007，S. 1146.
[16]参见前引[4]，崔建远书，第49页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