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盐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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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令

第173号


哈尔滨市进城务工农民权益保障办法


　　《哈尔滨市进城务工农民权益保障办法》已经2007年9月21日市人民政府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张效廉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进城务工农民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进城务工农民(以下简称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居民户籍，离开农村居住地到本市市区、建制镇务工的人员。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和市、区、县（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合理引导、完善管理、强化服务、监督保障的原则，保障农民工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得到落实。

　　第五条 农民工享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各项权利。
　　农民工应当遵守法律、社会公德、社会规范和城市公共管理秩序。

　　第六条 农民工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对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七条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区、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承担辖区内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的日常工作。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和本办法的规定做好农民工权益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农民工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农民工应当严格遵守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自觉履行应尽的义务。

　　第九条 农民工权益保障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禁止向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摊派。
　　第十条 农民工可以依法参加工会组织。没有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应当成立工会组织。农民工较多的单位基层工会委员会，应当有农民工的代表。　　
　　
　　第十一条 农民工户籍所在地村民委员会，在组织换届选举或者决定涉及农民工权益的重大事务时，应当及时通知农民工，保障其充分行使民主权利。

　　第二章 就业扶持

　　第十二条 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工作的领导。组织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职业技能培训和引导性培训，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村富余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工作。

　　第十三条 鼓励农民工自主创业。

　　第十四条 农民工户籍所在地和务工暂住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基层组织应当建立信息对接机制，开展劳务协作，协调劳务管理，提供劳务服务和法律咨询，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区、县（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劳务输入输出工作机构、驻外劳务服务机构和劳务信息网络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做好劳务输入输出的组织协调工作，提高劳务输入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第十六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等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和支持大专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及其他职业培训机构利用现有教育培训资源，组织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对招用的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安全生产基本知识的培训。培训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从事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的生产、经营作业的农民工，应当经专业安全生产知识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从事特种作业的农民工，还应取得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方可上岗作业。

　　严禁任何部门和单位利用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向农民工违法收取费用。
　　
　　第十八条 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当向农民工开放，免费提供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
　　
　　第十九条 农民工从事国家实行就业准入制的岗位（工种），应当经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条 农民工参加培训坚持自愿原则，政府对参加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农民工给予补贴。
　　补贴的具体办法按照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不得违反规定向农民工收取或变相收取抵押金、抵押物、保证金及其他不合理费用和物品，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毕业证等个人证件。

　　第三章 劳动用工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招用农民工之日起，既与其建立劳动关系。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应当依法订立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

　　第二十三条 劳动合同文本由用人单位提供。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制定和推行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劳动合同，应当如实告知农民工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农民工希望了解的其他与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劳动合同的订立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并具备以下条款：
　　
　　(一)劳动合同期限；
　　(二)工作内容；
　　(三)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
　　(四)劳动报酬及劳动报酬支付的标准、项目、形式、时间；
　　(五)劳动纪律；
　　(六)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
　　(七)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当事人可以协商约定其他内容。
　　用人单位和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和其他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职工订立集体合同的，农民工享有和履行集体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七条 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农民工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第二十八条 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农民工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之日起成立。

　　已存在劳动关系，但是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农民工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视为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当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由于用人单位原因，未订立劳动合同，致使农民工社会保险待遇受到损失的，由用人单位予以赔偿。

　　用人单位和农民工对劳动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纳最有利于农民工的解释。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农民工。符合规定的，还应当依法向农民工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三十条 劳动合同被依法确认无效，农民工已付出劳动的，除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外，用人单位应当向农民工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考用人单位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用人单位无同类岗位的，参照本市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确定。

　　第三十一条 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干预用人单位依法自主使用农民工，任何部门不得违反规定向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收取费用。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饮食或者安排宿舍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和安全条件。禁止将危房、违法建筑、超过许可期限的临时建筑提供或出租给农民工居住。
　　用人单位必须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农民工，按照有关规定组织上岗前、工作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如实告知本人。

　　第三十三条 用人单位招用农民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录用标准。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招用进城务工就业的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对未成年工定期进行健康检查。禁止使用童工。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安排农民工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

　　用人单位由于工作需要，经与工会和农民工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用人单位因生产经营需要安排农民工延长工作时间或者休息日、休假日安排农民工工作的，应当按照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规定支付劳动报酬。

　　第三十六条 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和操作规程、工作规范，在上岗或者调换新岗位前应当对招用的农民工进行岗前培训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第三十七条 农民工对用人单位管理人员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对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第四章 工资支付

　　第三十八条 劳动保障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推行建设领域信用制度、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制度、加强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的监督管理，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

　　第三十九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劳动合同的约定，以法定货币形式向农民工本人支付劳动报酬，并至少每月支付一次，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不得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

　　第四十条 最低工资不包括以下各项：

　　(一)加班加点工资；
　　(二)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
　　(三)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保险、福利待遇；
　　(四)企业或者雇主通过贴补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农民工的非货币性收入。

　　第四十一条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因没有约定工资标准而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上年度本单位同工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将工资支付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致使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用人单位承担清偿的连带责任。

　　第五章 社会保险

　　第四十三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工伤保险的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
　　未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发生工伤，由用人单位比照工伤保险规定的标准支付费用。
　　
　　第四十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
　　农民工可以按照务工就业所在地参加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参加大病医疗保险。
　　
　　第四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可以参照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有关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可以自愿参加原籍的农村养老保险。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失业保险。
　　与用人单位终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关系，并且没有重新就业的农民工，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第四十七条 从事建筑施工等危险作业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从事危险作业的农民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施工单位支付。

　　第六章 公共服务

　　第四十八条 农民工务工暂住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把农民工服务管理工作列入职责范围。

　　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培训教育、治安管理、消防安全、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卫生防疫、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工作，为农民工租赁房屋、求职和就业等信息咨询提供服务。
　　
　　第四十九条 农民工就业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当地教育规划，列入教育经费预算，按照实际在校人数拨付学校公用经费。户籍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重视农民工托留在农村子女的教育工作。

　　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安置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准对农民工子女入学设置不合理限制，禁止非法收取费用。

　　学校应当引导和教育师生尊重农民工子女学生，不得歧视农民工子女学生。

　　第五十条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农民工随同的适龄儿童纳入本地免疫规划，提高免疫接种率。

　　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农民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采取措施防止发生群体性食物中毒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第五十一条 农民工就业所在地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向农民工提供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等服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履行农民工计划生育相关管理服务责任。

　　第五十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民工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制度。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应当简化程序，及时办理。

　　鼓励和提倡律师及相关法律从业人员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

　　第五十三条 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应当及时公正处理。因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或工伤待遇等引发的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应当按规定减免或缓交农民工本人应承担的仲裁费用。

　　第七章 监督保障

　　第五十四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民工和其他组织、人员投诉举报机制，及时调查处理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行为。

　　第五十五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结合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制度建设，依法记载并向社会公布用人单位违法情况。
　　
　　第五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工伤保险鉴定机构应当依法受理农民工的相关申请，按照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五十七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违法行为，应当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应当保证农民工工资得到先行支付。

　　第五十八条 农民工务工暂住地的区、县(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民工务工暂住地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经常性食品卫生安全检查，保障农民工饮食卫生安全。

　　第五十九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对聘用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进行经常性指导和检查，督促用人单位合法聘用农民工，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六十条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发现应当由其他行政主管部门查处的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查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未依法查处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和工会组织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由人民政府责令其依法查处。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有行政处罚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第六十二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干预用人单位依法自主使用农民工的；
　　(二)专门对农民工设置登记项目，拒不改正的；
　　(三)向农民工或者用人单位非法收取费用的；
　　(四)不履行职责致使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五)侵害农民工人身和财产权益的。
　　
　　第六十三条 用人单位与进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不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六十四条 职业介绍机构、培训机构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由物价部门责令退回收取的费用，并按物价管理的法律、法规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六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论口供在贿赂案件侦破中的价值

吴明磊


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较难查证的犯罪。从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贿赂犯罪案件的实践来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突破案件至关重要。通常的办案方式是：侦查部门在接到举报后即展开初查，掌握一定线索后即直接向被举报人进行面对面的调查。这种调查的后果是，如果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则立案；面对面的调查成为讯问，讯问所得口供成为下一步搜查、取证的线索和根据；如果不能获得被举报人的有罪陈述，除非有其他确实的证据，一般情况下不予立案。可见，司法实践中，口供是侦破贿赂案件的突破口。没有口供，不仅侦查工作将难以进行下去，甚至连立案都成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的这种办案方式，有学者提出质疑，并提出了实现反贪侦查模式转换的问题。该观点将侦查模式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认为由供到证侦查模式是封建制度下靠口供定案的产物，是落后的、存在着严重弊端的一种模式。而由证到供侦查模式则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实行的先进的侦查模式。该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反贪侦查模式是由供到证式的，既违背了刑事诉讼的规律和原则，也不符合现代人权保障思想，必须实现向由证到供侦查模式的转换。[1]

笔者认为，我国现实的反贪侦查工作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获取口供的方法上以及对程序的执行上都有许多值得探讨与改进之处，如取供方式落后、直接或变相延长对犯罪嫌疑人传唤时间等。但这些是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是侦查模式上的问题。就我国现行法制条件而言，口供在侦破贿赂案件方面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并且，那种将侦查模式划分为由供到证和由证到供两种，并据以否定现行反贪侦查模式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符合实践情况的。

一、从侦查手段上讲，这种以获取口供为主要侦查手段的模式是我国现行法制下唯一的选择。贿赂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隐蔽性强，除当事者外，犯罪行为一般不为人所知，并且缺乏实物证据来予以证明。这一特点决定了查证这类犯罪实属不易。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反贪侦查工作来看，一般是以取“实时证据”为主要的侦查手段。所谓“实时证据”，是指通过采取窃听、跟踪、设置“圈套”、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通过前摄性而不是反应性调查获得的与犯罪同步的证据。[2] 这种侦查模式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亚洲的新加坡、我国的香港等地逐渐形成并确立。最初也是最著名的案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78年实施的“阿伯斯坎” (Abscam) 行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秘密线人化妆成一位富有的阿拉伯酋长，诱使多名资深政客接受他的贿赂，他们的一切言行全部被联邦调查局摄入镜头，成为对他们起诉的直接罪证，最后对六名众议员和一名参议员提出起诉并判定他们犯有受贿罪。[3] 在英美等国，之所以采取这种侦查措施，是因为他们普遍认识到，贿赂犯罪是一种高隐蔽性的犯罪，很难取得令法庭满意的证据，因此只能依靠技术侦查和“秘密渗透”的手段。虽然这种手段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被认为是“严重地侵犯人权”，但司法部门坚持认为，“官员们关在办公室里密谋贪污的勾当，只有用秘密摄像才能进行观察”，“对官员的贪污必须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况，掌握证据”，并表示要继续进行下去。[4]

但在我国，主管贿赂案件侦查工作的检察机关并没有法定的技术侦查手段，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是规定在1993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通过的《人民警察法》中，而非《刑事诉讼法》中的。因此，检察机关难以通过技术手段取得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同时，与许多国家相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不仅没有沉默权，相反却有如实供述的义务，既然有此规定，侦查机关以获取口供为主要的办案方法就自然成为现实的选择。

二、将由供到证侦查模式定性为封建的、落后的侦查模式并无科学的根据。在刑事案件的侦查中，是先取得口供再取得其他证据，还是先取得其他证据再取得口供，是由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有的案件若在取得口供之前先取得其他证据往往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侦破案件只能靠获取口供。这一点，即使在特别强调保护刑事被告人权利，赋予其沉默权的英美法系国家，也是如此。美国刑事司法界著名学者之一的弗雷德.英博教授就认为，“犯罪侦查的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发展到能在案件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通过查找和检验物证来提供破案线索和定罪依据的程度。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英博教授还列举了他所亲身经历的以口供来破案的数起案件，以此证明他所持观点的正确性。[5] 可见，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是不能与封建的“口供中心主义”和“罪从供定”划等号的。在封建时代，将口供作为“证据之王”，赋予其极大的证据效力，为取得口供，不惜允许使用刑讯逼供的方法。而在现代法制国家，虽然也重视口供的作用，但对取供的方法和程序、口供的证据力都有许多限制性规定，如英美等国的反对自证其罪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我国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原则，等等。而且，各国都特别强调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口供等证据，这才是封建法制与现代法制在对待口供问题上的根本区别。这一区别是与由供到证还是由证到供不相干的。

三、贿赂案件的立案模式和线索特点决定了口供在侦破案件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因此，刑事案件的立案模式有两类：一类是发现犯罪事实而立案，也即因事立案。这类案件虽然一般不知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清楚的，一般也都有显露的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如杀人、放火等案件大都属此类。另一类是因发现犯罪嫌疑人而立案，也即因人立案。这类案件虽然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但犯罪事实却是不清楚的，如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指认、告发案件即属此类。贿赂案件因其绝大多数是由举报而发案，而举报的对象一般是明确的，举报的犯罪事实是不明确的、待查的，所以也属此类。因事立案型案件其侦查人员最先接触的是“事”，并围绕着对事的调查而掌握相关的物证、书证，其侦查目的是发现犯罪嫌疑人，所以，是取证在先取供在后。而因人立案型的案件，其侦查人员一开始就面对的是“人”，虽然并不一定非得从“人”入手，直接接触犯罪嫌疑人，但毫无疑义的是，讯问并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对于这类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也可以这么说，以人立案的模式决定了这类案件必须较早地接触犯罪嫌疑人，以获取口供。从贿赂案件的线索特点来看，贿赂犯罪本来就是行受贿双方当事人幕后进行的交易，缺乏相应的证据，而作为线索来源的举报，因受举报人知情程度的限制，所能提供的证据就更少。在难以取得其他相应证据的情况下，先取得口供再围绕口供所提供的线索来侦查取证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四、从实际的办事效果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并不比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为差。相反，由供到证的效果往往优于由证到供。这是因为，在由证到供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常常会先入为主，为使口供能符合已经取得的其他证据，往往会采用一些违法的手段，甚至是逼供、诱供的手段。这种情况下，没有犯罪经历的被审讯对象所作口供只能是靠审讯人员的提示而作出，审讯人员掌握什么情况，被审讯对象就供述什么。如某案中，侦查人员在A公司查账时发现账目中记明曾送给B单位的陈某2000元人民币。侦查人员在向A公司的会计和业务员核实后，便传讯陈某。审讯中侦查人员采用了威胁、引诱的手段，陈某被迫承认受贿2000元人民币。而实际情况是，帐目中的这一笔支出是会计为掩饰短款问题，与业务员合谋后所写，根本没有向陈某行贿一事。陈某交待事实与A公司会计、业务员一致，完全是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顺杆爬”的结果。与上述由证到供情况相反，在由供到证情况下，根据口供提取的其他证据则一般比较可靠。如某案中，李某供述曾收受A公司所送瑞士梅花表一只，松下录放机一台，侦查人员根据李某供述，到A公司和李某家中提取了相应的书证、物证。本案中，由于侦查人员在李某供述之前并不掌握李某与A公司的关系，也不清楚李某家中物品情况，所以无法进行诱供，口供的真实性就比较强。由以上两案可知，以口供来突破案件，其办案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1]参见樊崇义、陈永生：《论反贪侦查模式的转换》，载《检察日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
[2]参见[英]斯蒂芬.莫尔著，李峰等译：《权力与腐败》，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页。
[3]参见劲锷编著：《CIA与KGB—美苏国家安全机构纵览》，金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页。
[4]同前，第167页。
[5]参见[美]弗雷德.英博著，何家弘等译：《审讯与供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