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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线电视台有关收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7 10:29:21  浏览:8403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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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线电视台有关收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有线电视台有关收费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国家税务总局




陕西省地方税务局《陕西省地方税务局关于有线电视台有关收费是否征收营业税的请示》收悉。关于有线电视台有关收费是否征收营业税问题,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有线电视台向用户提供服务而收取的有线电视安装费(或称建设费)、收视维护费、广告费等,是其提供应税劳务取得的收入,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对有线电视台向用户收取有线电视安装费、收视维护费、广告费等应
按营业税的有关税目税率征收营业税。



1998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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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中国 阿塞拜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文化合作协定


(签订日期1994年3月7日 生效日期1994年3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促进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决定缔结本协定。条文如下:

  第一条 双方同意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鼓励和支持两国有关机构在文化、教育、社会科学、卫生、体育、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电影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

  第二条 双方同意在文化艺术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
  --互派作家和艺术家访问;
  --互派艺术团体访问演出;
  --相互举办文化艺术展览;
  --相互交换文化艺术方面的书刊、资料。

  第三条 双方将促进两国博物馆、图书馆之间开展直接交流与合作,包括相互交换资料。

  第四条 双方同意在教育方面按下列方式进行交流和合作:
  --促进并支持两国高等院校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和合作;
  --根据需要互派教师、学者和专家进行访问、考察、教学;
  --根据需要和可能相互提供奖学金名额;
  --鼓励和支持两国教育机构交换教科书和其他教育方面的图书、资料;
  --鼓励对方国家的学者和专家参加在本国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为此提供便利。

  第五条 双方同意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在汉学、突厥学、历史学、民族学和考古学方面进行交流,其方式包括互派学者访问、讲学、参加双边和国际研讨会,相互交换资料。

  第六条 双方将促进两国医学、卫生部门之间开展直接交流与合作,相互交换信息,互派专家。

  第七条 双方将鼓励两国体育和旅游部门进行合作。

  第八条 双方同意在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和电影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

  第九条 双方将促进两国青年、妇女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十条 双方鼓励两国创作协会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为实施本协定双方相应部门可直接签订协议。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在期满前六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
  本协定于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阿塞拜疆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表
       刘忠德           哈桑·哈桑诺夫
      (签字)            (签字)
“有关规定”

杨红良


  近日,我代理的一桩商事仲裁案件终于结案了,但接到裁决书后却又徒增了一份不安和不解。这份立即生效的法律文书,对作出裁决结果的实体性法律依据的解释可谓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规定”。面对当事人“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规定”的询问,我无言以对,但还是表示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个案子审理中“有猫腻”的看法,虽然内心多少有点疑惑和矛盾。
  我们经常看到“有关部门”这个词语,且多半在政府公文中出现。这种用法,其实古已有之,原来叫做“有司”,意思是与所涉及的行政事务有关的职能部门。政府公文中不具体明确哪几个部门应该干活,而只是说“有关部门”,目的在于让相关的职能机构都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以免有的部门自觉不自觉、有理或无理地以自己部门不是主管部门为由而推脱责任,以致最终无法落实工作。所以,指令和安排行政事务时用这个“有关部门”,可以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至于少数部门接到这样的通知或红头文件后仍无动于衷,且以“又没有规定是我们部门”为其不作为寻找理由的,则另当别论。
  但法律裁判文书就不一样了。法律裁判文书是对诉诸公堂的当事人自己已经没法调和的矛盾作出的决断,并且是以法律和公权力的形式和名义。尽管要面对社会公众,但法律文书首先和直接面对的是当事人各方。诉讼也好,仲裁也罢,一旦国家法律体系中有了对实体权利义务的明确规定,就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来断案,而不能再依赖司法人员或司法机构的主观臆断和善良愿望。当然,在极端情况下,有的案件中确实会涉及当前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的内容,这就要依赖司法的主观能动性了,西方世界的“自由心证”,在此意义上有其合理成分。但是,无论如何“心证”,总归还是要回归到现有的基本法律规定,相信目前我国的司法人员已经早已超越了只熟悉道德而不知法律规定的水平。这种规定,也就是裁决的法律依据,对司法人员和司法机构来说,可能已经烂熟于心,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则可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所以,司法文书中应当有个明确的交代:这个结论得以作出的究竟是哪部法律,是这部法律的第几条、第几款?只有这样,才能让拿到等待已久的结果的当事人口服心也服,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即便不服,也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后续救济措施。
  以“有关规定”作为结论依据的司法裁判文书,肯定不是仅此一份,但真的希望以这样的司法裁判文书越来越少,直至没有。参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基本原则,这一愿望当不为过。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杨红良律师
2009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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