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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2004年9月14日天津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认真履行法律援助责任，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
　　第三条　市和区、县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市律师协会应当按照律师协会章程对依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本规定实施的法律援助工作予以协助。
　　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受理、审查公民个人的法律援助申请；
　　（二）受理人民法院指定的刑事辩护案件；
　　（三）指派或者安排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四）督促、检查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
　　（五）管理、使用法律援助经费；
　　（六）依法接受和使用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的捐助。
　　第五条　有下列经济困难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获得无偿法律援助：
　　（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
　　（二）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
　　（三）农村五保户；
　　（四）因残疾、严重疾病、自然灾害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
　　（五）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
　　第六条　公民可以依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本规定，由本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第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决定提供法律援助的，应当在书面通知中载明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和人员。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
　　（一）法定时效即将届满，需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
　　（二）需要立即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的；
　　（三）其他紧急情况。
　　法律援助机构对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应当及时审查；经审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终止法律援助。
　　第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在案件办结后十五日内将法律文书副本、结案报告及其他相关材料装订成卷，提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核定。
　　第十条　受援人在法律援助过程中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
　　（二）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第十一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过程中应当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或者材料，并协助配合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工作。
　　受援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或者安排的法律援助人员的，不得就同一事项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第十二条　受援人隐瞒事实、提供伪证，法律援助机构有权依法终止法律援助，并可以向受援人追偿应当支付的相应法律援助费用。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二）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或者终止承办的法律援助事项；
　　（三）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受援人的隐私；
　　（四）不得利用法律援助牟取不正当利益；
　　（五）向受援人通报法律援助事项的进展情况；
　　（六）提供法律援助不得收取任何财物。
　　第十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关于《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
（草案）》的说明

——2004年7月14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天津市司法局局长　刘广炬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就《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规定（草案）》作如下说明。该《规定（草案）》已于2004年5月10日经市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请予审议。
　　一、制定《规定（草案）》的指导思想
　　这个《规定（草案）》是根据《法律援助条例》拟定的，在指导思想上主要有两点考虑：
　　（一）我市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进一步健全。通常情况下的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而要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就要依法对其实施法律援助。这种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是尊重保障人权，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及社会的一项共同义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能够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我市的法律援助工作从1997年开始起步，已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19家，市总工会等社会团体也开展了法律援助工作。为推进这一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依法规范。
　　（二）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需要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具体化。这主要是指本市的法律援助工作的职责、援助范围、受援人和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义务等问题，需要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相关条款规定的原则，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具体化，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规定（草案）》的主要内容
　　国务院制定的《法律援助条例》对提供法律援助的事项、管辖、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有异议复审的权利、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程序、终止法律援助的条件以及法律援助机构及其人员、律师事务所及律师、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及相关人员可以直接依法执行。因此，本《规定（草案）》本着具体化、不重复、可操作的精神，主要规范了以下内容：
　　（一）关于政府的责任。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的规定，为便于操作，经征求市财政局同意，将其具体化为：“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推动法律援助工作。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将法律援助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逐步增加。”
　　（二）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具体标准。实施法律援助的条件是基于经济困难。对于经济困难的具体标准，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三条中已明确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法律援助事业的需要规定”。为此，《规定（草案）》第五条将这一标准具体化为：1.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2.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3.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吃、保住、保穿、保医、保葬的；4.因自然灾害、严重疾病、残疾或其他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本条的第1项和第2项是城市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标准；第3项是农村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标准；第4项是特殊情况下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标准。这一标准符合实施法律援助的基本精神，也符合天津实际，同时也是参考了其他省市规定的标准拟定的，是可行的。
　　（三）关于紧急法律援助。在实际生活中，有的经济困难的公民对法定时效即将届满或需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申请法律援助，不立即提供援助，可能会给申请援助的公民带来损失，甚至失去援助的意义。为了能够及时有效地向其提供法律援助，《规定（草案）》第八条规定，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先行提供法律援助：第一，法定时效即将届满，需要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第二，必须立即采取保全措施的；第三，其他紧急情况。
　　（四）关于受援人及援助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草案）》在第十条规定了受援人享有了解法律援助事项的办理情况和在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不依法履行职责时，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权利。同时按照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在第十一条规定了受援人应当承担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有关证据或者材料，协助配合法律援助人员的办案工作的义务。还在第十二条规定了法律援助人员在法律援助过程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案件有关的证据或者材料，并在第十三条规定了法律援助人员的六项具体义务。
　　以上说明，连同《规定（草案）》，请一并审议。

关于《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
修改情况的汇报

——2004年9月13日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秀英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7月14日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会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内司委、市委办公厅法制处、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和内司委提出的修改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研究和修改。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8月2日至6日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市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和市委办公厅法制处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和其他方面提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了逐条审议和修改，在与会委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形成了《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二次审议稿）。二次审议稿经8月30日第十八次主任会议审议，决定提请本次会议审议。
　　下面，我就修改的主要问题汇报如下：
　　一、关于确定经济困难标准
　　有的委员提出，草案第五条第（一）项将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作为经济困难标准之一。按照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这样，如果公民请求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申请法律援助时，就会因为没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而无法获得法律援助。为此，二次审议稿第五条增加一项作为第（五）项：“经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证明，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区、县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的。”
　　二、关于终止法律援助的规定
　　有的委员提出，法律援助机构对受援人委托的事项或者提出的要求违法，或者受援人未如实陈述案件事实、提供伪证的情况，有权终止法律援助。据此，二次审议稿第十二条增加规定：“受援人隐瞒事实、提供伪证或者提出的要求违法，法律援助机构有权依法终止法律援助。”
　　三、关于功能经济区设立法律援助机构
　　有的委员提出，开发区、保税区、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功能经济区的首要任务在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宜赋予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功能经济区都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同时，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九条的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行垂直领导的外，市级管理部门不向开发区派出机构。据此，二次审议稿删除了草案第十五条。
　　四、关于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有的委员提出，应当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责任。据此，二次审议稿第十四条根据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增加规定：“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还对草案的条款顺序和文字表述作了调整和修改。
　　二次审议稿连同以上汇报，请一并审议。

关于《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2004年9月14在天津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秀英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9月13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对《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会议认为，二次审议稿的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已经基本成熟。会议没有提出修改意见。9月13日晚，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市司法局、市委办公厅法制处的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议对《天津市法律援助若干规定（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形成了草案建议表决稿，草案建议表决稿对二次审议稿作了两点修改。
　　一、有的委员提出，草案第五条第（五）项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城镇居民由市政府统一规定，农村居民由所在区、县政府规定。据此，将第五条第（五）项中的“区、县人民政府”改为“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
　　二、有的委员提出，草案第十二条关于“受援人提出的要求违法”与“隐瞒事实、提供伪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处理方式都采用“向受援人追偿应当支付的相应法律援助费用”不妥。因此，删去了“受援人提出的要求违法”的内容。将草案第十二条修改为：“受援人隐瞒事实、提供伪证，法律援助机构有权依法终止法律援助，并可以向受援人追偿应当支付的相应法律援助费用。”
　　法制委员会认为，经过市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修改后形成的草案建议表决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内容是成熟、可行的。经主任会议同意提请本次会议表决。建议本条例自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












　　在论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时,学者通常比较关注宪法第135条的规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而对第12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笔者认为,这两个宪法条文体现了检察机关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又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诉讼机关,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与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形成法律监督关系；当其行使诉讼职能时,与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法律监督与三机关之间的诉讼制约是不同的,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利于正确认识三机关的宪法关系,有利于三机关职权的科学、合理配置。

　　监督与制约区别的法理分析

　　监督与制约都是权力的控制和约束机制,但是两者的控权机理不同。

　　一、监督产生于授权,而制约产生于分权或权力分工。一般来说,监督以授权为前提。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来源于宪法的授权。制约通常以分权或权力分工为前提,权力经过分解后由不同的主体来行使,彼此形成一种掣肘、制衡的关系。

　　二、监督呈纵向性、单向性特点,制约呈横向性、多向性特点。监督权的行使是监督者对受监督者行使权力正当性的监察、督促,一般呈现出纵向性、单向性的特点,后者对前者没有反向牵制权、控制权。制约反映的是权力之间的相互约束,一般呈现出横向性、多向性特点。

　　三、监督具有主动性,制约具有依赖性。监督权以纠正被监督者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错误为目的,因此,在法律有明确授权的前提下,监督权的行使具有主动性,即只要发现被监督者权力运行中存在足以损害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错误,就可以启动监督程序,或督促,或匡正,或弹劾,而不受被监督者的提请限制。而制约权的发生依赖于与同一体系相关权力之间的权能转换和“激活”机制。

　　监督与制约区别的规范分析

　　一、诉讼制约的体现。人民检察院在行使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监督刑罚执行等职权过程中,与审判机关、监狱机关、安全机关、公安机关等国家机关形成一定的制约关系。

　　首先,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的互相制约主要体现在逮捕制度和审查起诉制度中。在这一对互相制约的关系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虽同为指控犯罪的一方,但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和移送起诉的权力,受到检察机关批准或不批准逮捕、审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权力的制约；检察机关的上述权力也受到公安机关复议复核权的反向制约。

　　其次,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相互制约主要体现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当与起诉的范围一致,不应超越起诉的范围；检察机关认为法院的裁判确有错误,可以提起抗诉。法院对检察机关的制约包括: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在审理后认为证据不足或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的,可以作出无罪判决等等。

　　二、诉讼监督关系的体现。三机关之间的诉讼监督关系主要体现为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其内容主要包括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罚执行的监督。

　　第一,立案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第二,侦查监督。检察机关主要是通过对公安机关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适用强制措施活动中的违法情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以及对构成犯罪的公安人员的立案追究等方式,体现检察法律监督权对侦查权的单向监控和纠错。

　　第三,审判监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6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第四,执行监督。人民检察院对法院、监狱、公安机关看守所和派出所等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以及刑罚的变更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

　　正确认识监督与制约的关系

　　检察机关与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之间诉讼监督和诉讼制约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理论上和实践中出现的只谈制约而忽略监督的倾向,容易导致监督被制约所遮蔽甚至用制约代替监督,再加上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三机关流水式诉讼构造“重配合、轻制约”、“重惩罚犯罪、轻保障人权”的倾向,容易使法律的权威性可能被部门眼前利益的功利性所代替。宪法关于三机关之间权力行使约束和规范的规定也就流于形式,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冤假错案,比如佘祥林、赵作海案等都是典型例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比诉讼制约更迫切。强调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尤其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的职能作用,宪法第129条和135条关于三机关关系的规定才能得以全面体现。但也要注意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一定要符合司法和诉讼规律,特别是要维护法院的审判独立和司法权威。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完善法院和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制约机制,从而使三机关权力的配置、运行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