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中小学教材封底标示全学年零售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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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中小学教材封底标示全学年零售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计委、教育部关于在中小学教材封底标示全学年零售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
二00二年二月二十日
新出联[2002]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计委、物价局、教育厅（教委)，各教材编写、出版单位：
为增加中小学教材价格的透明度，加强教材价格的监督与管理，提高教材生产各环节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经国务院同意，从2002年秋季开始，中小学教材一律在封底标示本学科、本年级、全学年各册教材的零售价格。现将有关问题和要求通知如下：
一、凡每学年2册的中小学教材，除封底右下角原有本册教材的书号和价格外，还必须在封底加印另一册教材的书名、书号和零售价格。
二、所有中小学教材必须在封底加印省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审批本教材零售价格的批准文号，以及全国价格举报电话：12358。
三，为保证本通知规定的贯彻执行，每年秋季教材付印前三个月，教育部门和有关教材编写单位应完成春季教材的编写、改版、修订以及最后的审定工作，并向出版单位交付稿件(租型教材应在付印前两个月交付春季教材的型片)；付印前一个月出版单位应完成春季教材的编辑、版式设计和核价申请工作，价格主管部门应在付印前完成春季教材价格的审核批复工作。
教材出版单位要将实际工作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在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前提下，坚决落实本通知规定。
四、每季教材出版工作结束后，出版单位必须向当地价格、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书面报告本通知规定的执行情况。凡不能按规定在教材封底标示全学年零售价格的，必须详细说明原因。
五、行政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责范围，加强对此项工作的实时监督和检查，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规定的贯彻执行。
各地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计委和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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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中的希望－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
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是有道理的，也总是在试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近，为了代表广大人民中律师的利益，他们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我才疏学浅，只是粗浅做了几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评论上级文件—这种“肉食者谋之”的事本无意做之，可一想到今天代表律师利益的上级，明天又会代表人民利益把一个个办案数量任务压下来，后天又会代表自己饭碗的利益把一个个工作组派下来督促办案，既然我的饭碗左右都是难捧，于是也顾不得许多，冒着顶撞上级的风险，只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且把这个《规定》评上一评吧。
非常有“新意”的《规定》
为什么要评这个《规定》呢？这是因为这个《规定》很有“新意”，它主动放弃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侦查环节中对律师仅有的控制，同意律师可以全面了解案情，从而在事实上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进行辩护活动，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既有共识。
众所周知，1997年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广泛吸收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律研究成果、特别是英美抗辩制诉讼体制研究成果的法律。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参与刑事诉讼，这正是抗辩制诉讼架构的重要特点，而且律师的介入侦查其意义就是从侦查阶段就可以取证，并为庭审时的辩护进行证据准备。然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照搬英美法律的规定，仅仅在第96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种帮助对犯罪嫌疑人而言限定为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对律师而言仅仅是三项权利：1、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3、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且，为了限制律师通过这种法律帮助获得案件信息，从而在事实上进行取证活动，为庭审辩护做准备，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帮助中律师可以获得的信息，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即“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毫无疑问，这种模糊表达方式必将引发争议。
果然，侦查机关与相关部门在律师介入侦查可以获得的信息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规定以9至12条，共计618个字来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的各个具体情况进行了规定，但恰恰没有规定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直接反映出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只好继续模糊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模糊表达”正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即当法律制定者对法律条款表达模糊时，该条款的含义由有权机关自行理解执行，而有权机关当然不会从条款的其他关系者的角度理解执行。也就是说，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完全由侦查机关从法律帮助的含义上去理解和执行。
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全体现出执行机关的理解是什么。该《规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超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授权范围，或者违反监管场所和有关机关关于会见的规定的，在场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这个条款虽然没有说明“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但却通过授权工作人员制止询问、中止会见的方式，丝毫不留余地表达出一个信号：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只会由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判断；而这种判断，只能是绝不允许在侦查阶段让律师获得案件的重要信息。
检察机关的规定并不是个案，同样是侦查机关的公安部门，1998年5月14日以第35号公安部令发布了修改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与检察机关完全相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作为具体的案件承办人员，在侦查环节中，针对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为，所采取方式就是：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在会见中，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针对涉嫌罪名告知犯罪构成要件，但，律师不能了解具体案情！如果在会见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到案件具体情况，承办人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
然而，就是针对这样一个刑事诉讼法模糊表达的，侦查机关已达成共识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却在2003年12月3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１６次会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全部否认了!该规定第六条称：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我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制定这个《规定》时，是否考虑了检察机关的利益；我只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单方面有利于律师的规定，它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帮助的概念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在事实上使检察机关无法在侦查环节垄断案件信息，从而在本质上使律师获得了在侦查阶段进行辩护性活动的能力。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己的解释吧。该《规定》前言把理由归纳为：“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这一段话是两个含义，第一是这个《规定》能够保证诉讼参与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第二是这个《规定》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让我感到困惑：犯罪嫌疑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当然是需要保护的，但具体保护的内容与方式只能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侦查机关需要做的就是执行法律规定!如前所述，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法律模糊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是法律授权有权机关自行理解范围，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什么理由推翻过去几年来侦查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我更想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根据什么样的程序就擅自单方面削减属于全国检察机关的权力，将法律模糊处理的内容作片面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解释？其次，居然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需要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要知道，当前刑事诉讼架构就是一个对抗性架构，检察机关从侦查部门至起诉部门，都是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直接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的的关系是矛盾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这只能通过法律来调整，而决不可能以某一方片面让步来解决；既使有一方片面地让步，那么这种让步在具体实践中也无法具体落实。
当然，以上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我作为一个怨妇，在被薄情郎抛弃后发出的阵阵哀鸣，这种哀鸣的结果当然是于事无补。不过，基于怨妇对薄情?的了解，我想表达的还有警告!
警告：不平衡的诉讼结构
作为一个检察机关中的侦查人员，我痛心地感到：1997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原来的诉讼制度，建立起抗辩式控诉机制，然而它并没有在打破原有的刑事侦查体制的同时，给侦查机关以相应的授权，以建立起新的刑事侦查体制；因而，平衡的刑事诉讼结构并没有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建立，其恶果就是侦查权与辩护权出现了不平衡，随着《规定》之类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这种不平衡正在逐步扩大，其结果必将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履行法律赋予的打击腐败的职责。
什么是侦查权与辩护权的诉讼平衡？就是在证明制度下的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均势，只有这两种权力在证明标准下达到均势，诉讼才能在保护人权、保证侦查效率的基础上稳定运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侦查的目的不是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或者说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是没有价值的，侦查的目的是侦查机关行使法律的授权获取证据，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证明犯罪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侦查能不能实现法律要求的目的，与法律授予侦查机关的权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证明制度下，侦查机关拥有的权力，必须与辩护方拥有的辩护能力形成均势，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均势。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侦查机关所得到的授权。无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授权都是极为有限的，即仅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这七类，这样的授权能够满足侦查需要吗？让我们与国外刑事诉讼的授权相比较，除前述权力外，国外侦查机关还有权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暂时执业禁止、限制转移财产、限制出境、要求申报财产。从上可以看出，我国侦查机关的权限与国外相比，相差何其远矣！就是在权限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着社会转型期腐败丛生的现实，不得不承担着沉重的办案压力，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在旧刑事诉讼法期间，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基于以上授权与办案的矛盾，所采取的办案方法可以简称为“抓人办案”，即根据线索的反映，向相应的人进行调查，并通过限制其人身自由来保证办案效率与机密，通俗地说，证人说清问题才能离开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说清问题就送看守所结案。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模式，当然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以侵犯人权为代价的侦查方式，然而它却是和老刑诉法配套的，相当有效的一种侦查手段。在这种侦查模式下，侦查权远远强于辩护权。不过，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限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时间只能在12小时内（该限制现在已扩大理解到了针对证人的询问），并且通过司法解释否定违法取得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方法当前已完全行不通了。那么，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要求是什么呢？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限制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接触时间，其潜在的含义当然是要求侦查机关将“抓人办案”这种事后侦查模式，改变为秘密侦查、实时侦查或者预判性侦查的新侦查模式；也只有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才真正从根本上要求侦查机关尽可能避免公开对人的接触，而以长期、秘密的手段取得证据。可是，要使用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侦查授权，即合法地利用前述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等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否则相应的侦查模式是无法建立的。而这些都没有！
这就是当前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的现实：新刑事诉讼法打破了原有的侦查模式，强调保护人权，可是它却没有向侦查机关合法授权，以建立新的侦查模式；从而在新刑事诉讼法所设计的诉讼结构中，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从制度上建立起来，结果是辩护权正在通过证人、犯罪嫌疑人翻供等手段逐步强大起来，侦查机关由于侦查模式本身的局限，形成审判中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口供的频频翻供，我们正在一次次地赢了侦查、输了审判。这种形势的迫切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检察机关中的侦查部门不得不主动与纪委联合办案，通过纪委的手段来继续自己的“抓人办案”模式；二是侦查机关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单方面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以抑制辩护权的强大，侦查期间不允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这正是该现象的反映。
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漠视这种现实！他们看不见辩护权已过分强大的现实，不明白侦查方与辩护方的对抗性关系，所以主动放弃权利，要求下属检察机关允许律师在侦查中就可以了解案情！他们看不见原有的侦查模式所面对的困境，所以强调检察机关不能与纪委合作，不能利用纪委的手段！他们看不见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模式的要求，所以要求各级侦查机关不得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这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带领全国检察机关实现反腐败的重任吗？
绝望中的希望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我们真的很绝望。检察机关已失去了对税收案件、打假案件的管辖权；我们正在失去对司法解释的主导权；我们将要失去反腐败斗争中的主导性地位，成为纪委的配角！
请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底什么样的检察机关是你们所设计的？到底什么样的侦查模式是你们所希望的？我们的侦查与纪委的调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以保护人权的名义，你们放弃整个检察机关的权利外，你们有没有在全国人大上为全国检察机关争取过侦查的权力？
还好，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反腐败的决心是何其巨大，中国反腐败的群众意志是何其巨大，一个不能履行职责的反腐败机关必将被社会所唾弃。那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脱离检察机关，直属中央！批捕部门脱离检察机关，从属于审判权！
联系方式：yang11223344@hotmail.com
yang123654789@126.com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
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和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条例》和本规定。
第三条 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机关、军队、团体、企业、学校及其他组织，应当经常教育所属人员遵守《条例》和本规定。
第二章 车 辆
第四条 车辆过户、变更车型、变更颜色、报废、迁出或迁入本市，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异动登记。
第五条 本市的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拖拉机不准改轮调速；
2．汽车、电车、拖拉机、后三轮摩托车，必须配带灭火器；
3．载质量2000公斤以上的货运机动车和挂车两侧前后轴之间,以及机动车与挂车之间，必须安装防护网。
第六条 机动车拖带的挂车后面不准再牵引车辆。
第七条 机动车试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由正式驾驶员驾驶；
2．按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3．不准乘坐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4．不准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机动车修理单位试车时，除遵守前款各项规定外，必须标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试车号牌。
第三章 车辆驾驶员
第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变更工作单位、住址，迁出、迁入本市，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异动登记。
第九条 驾驶残疾人专用的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随身携带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驾驶证；
2．时速不准超过20公里；
3．不准带人。
第四章 车辆载人
第十条 二轮摩托车驾驶员座前不准载人。
第十一条 三轮车载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货运三轮车载人时，不准超过2人，乘车人不准在车上站立；
2．客运三轮车须按核定的人数载客。
第五章 车辆行驶
第十二条 同方向划有三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路段，车道自中心隔离线（带）向右依次排列，机动车必须按下列规定分道行驶：
1．第一条为快速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
2．第二条为中速车道，供大型客车、大小型货运汽车、侧三轮摩托车行驶；
3．第三条为低速车道，供带挂车的汽车（含铰接式客车）、二轮摩托车、后三轮摩托车和其他低速机动车行驶。
另有规定或有交通标志、标记的道路，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规定或按交通标志、标记所示行驶。
第十三条 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路段上，机动车在不妨碍本道车辆正常行驶的原则下，可按下列规定借道行驶：
1．在右邻车道空闲的情况下，左边车道的车可以向右借道行驶；
2．在左邻车道空闲的情况下，右边车道的车可以向左借用一条车道行驶。但在本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驶来时，必须主动向右让道；
3．凡借道行驶或驶回原车道时，须察明情况，开转向灯，确认安全后通行。
第十四条 机动车使用远光灯、近光灯、示宽灯、尾灯和号牌灯,以路灯开关时间为准,但遇能见度不足100米时必须使用灯光。
第十五条 机动车在三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时，不准鸣喇叭。遇有紧急情况或行经狭窄街道、胡同的急转弯时除外。
第十六条 警车、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准。上列车辆使用警报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只准在执行紧急任务，遇有车辆受阻时使用；
2．两辆车以上接续行驶时，只准第一辆车使用；
3．不准连续使用；
4．22时至次日时，不准使用；
5．不准在禁止使用警报器的地区、路段使用。
第十七条 车辆出入胡同或门口时，必须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遇有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列队横过未划人行横道的道路时，须减速让行。
第十八条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和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减速慢行；
2．在划有导向车道线的路口，按导向箭头所示方向分道行驶；
3．向左转弯时，紧靠路口中心小转弯。
第十九条 非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向左转弯时，必须大转弯；
2．遇有停止信号时，不准沿路口绕行。
第二十条 机动车通过环形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按导向箭头所示方向行驶；
2．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3．进、出环形路口时，让在路口内环行的车先行。
第二十一条 车辆会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在傍山险路会车，靠山壁一侧的车辆须让外侧的车辆先行；
2．在有障碍的路段会车时，有障碍一方的车辆须减速让对方车辆先行；但有障碍一方车辆正在超越障碍时，对方车辆须减速避让。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行驶中因受阻塞停车时，不准停在人行横道内。
第二十三条 载质量 2000 公斤以上的货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准在二环路（不含）以内的道路上行驶。遇特殊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者除外。
第二十四条 驾驶拖拉机、赶畜力车或赶骑牲畜不准在三环路以内道路上通行，遇特殊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者除外。
第二十五条 轮式专用机械车，6时至20时不准在三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遇特殊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者除外。
第二十六条 驾驶非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沿路靠右行驶，禁止逆行。禁止在人行便道上骑行。 在划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线的道路上， 除《条例》允许的情况外，禁止在机动车道上骑行；
2．在交叉路口遇有停止信号时，必须停在停止线以外的非机动车道内，不准越过停止线或绕行通过；
3．停放自行车，必须停放在存车处或指定地点；在未设存车处的地区，必须靠人行道里边停放或停放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4．在城镇地区和公路上，不准骑自行车带人；
5．不准在公路、街道上学骑自行车；
6．不准在车行道上停留。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上的乘车人不准妨碍驾驶员驾驶或向车外投掷物品。
第六章 道 路
第二十八条 不准在道路上进行玩球、跳舞、演技、游艺、散放禽畜以及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不准往车行道上排水或抛弃妨碍交通的物品。
第二十九条 掘路施工，必须经市政或公路管理部门同意，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准发给执照后，按规定的时间、地段、范围和要求施工。
在道路上打开地下管道井盖时，必须设置护栏，夜晚须设照明或反光标志。
第三十条 下列占用道路事项，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1．设置停车场、存车处；
2．在道路两侧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
3．进行有组织的文娱、体育等活动；
4．开辟、调整班车站点。
第三十一条 在道路上进行砍伐、修剪树木、维修电杆电线等作业，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不准妨碍车辆、行人通行；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危险作业的，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三十二条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监制、设置和管理,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准损毁、移动、拆除或擅自设置。遇特殊情况需要拆除上述设施时，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七章 处 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本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1．不按规定掘路施工的；
2．在道路上打开地下管道井盖，未设置护栏、标志的；
3．损毁、移动、拆除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
4．未经批准,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危险作业的。
第三十五条 在道路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1．未经批准，设置停车场、存车处的；
2．未经批准，在道路两侧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的；
3．未经批准，组织文娱、体育活动的；
4．未经批准，开辟、调整班车站点的；
5．不按规定砍伐、修剪树木、维修电杆电线等作业的；
6．玩球、跳舞、演技、游艺、散放畜禽以及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的；
7．在车行道上排水或抛弃物品妨碍交通的。
第三十六条 拖拉机改轮调速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3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三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3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
1．在禁行的时间和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
2．违反路口行驶规定的；
3．不按规定试车的；
4．不按规定办理异动凳记的；
5．不按规定带灭火器的；
6．不按规定安装防护网的。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1个月以下驾驶证：
1．不按规定会车的；
2．不按规定牵引车辆。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1个月以下驾驶证：
1．不按规定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
2．违反分道行驶规定的；
3．违反借道行驶规定的；
4．违反避让行人规定的；
5．二轮摩托车违反载人规定的。
第四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1．在人行横道内停车的；
2．不按规定使用喇叭、灯光的。
第四十一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乘车人有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五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中的＂以上＂、 ＂以下＂、＂以内＂，除另有注释的以外，都包括本数在内。
第四十三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视交通管理的需要，经市公安局批准，可根据《条例》和本规定，在特定的道路范围内，采取准许车辆通行或禁止车辆通行等交通管理措施。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1988年8月1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同时施行。1981年11月10日公布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则》，已经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诀议废止。1981年11月10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
理暂行处罚规则》、1986年4月7日市政府公布的 《关于加强行人交通管理的规定》 和《关于加强自行车交通管理的规定》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废止。
1988年7月28日
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总是有道理的，也总是在试图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最近，为了代表广大人民中律师的利益，他们出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我才疏学浅，只是粗浅做了几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对评论上级文件—这种“肉食者谋之”的事本无意做之，可一想到今天代表律师利益的上级，明天又会代表人民利益把一个个办案数量任务压下来，后天又会代表自己饭碗的利益把一个个工作组派下来督促办案，既然我的饭碗左右都是难捧，于是也顾不得许多，冒着顶撞上级的风险，只从职务犯罪侦查角度，且把这个《规定》评上一评吧。
非常有“新意”的《规定》
为什么要评这个《规定》呢？这是因为这个《规定》很有“新意”，它主动放弃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侦查环节中对律师仅有的控制，同意律师可以全面了解案情，从而在事实上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进行辩护活动，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既有共识。
众所周知，1997年刑事诉讼法是一部广泛吸收国内外刑事诉讼法律研究成果、特别是英美抗辩制诉讼体制研究成果的法律。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参与刑事诉讼，这正是抗辩制诉讼架构的重要特点，而且律师的介入侦查其意义就是从侦查阶段就可以取证，并为庭审时的辩护进行证据准备。然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照搬英美法律的规定，仅仅在第96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这种帮助对犯罪嫌疑人而言限定为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对律师而言仅仅是三项权利：1、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2、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3、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且，为了限制律师通过这种法律帮助获得案件信息，从而在事实上进行取证活动，为庭审辩护做准备，刑事诉讼法针对法律帮助中律师可以获得的信息，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即“可以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毫无疑问，这种模糊表达方式必将引发争议。
果然，侦查机关与相关部门在律师介入侦查可以获得的信息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规定以9至12条，共计618个字来对律师介入侦查环节的各个具体情况进行了规定，但恰恰没有规定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直接反映出各个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只好继续模糊下去。
需要说明的是：“模糊表达”正是中国法律的特色，即当法律制定者对法律条款表达模糊时，该条款的含义由有权机关自行理解执行，而有权机关当然不会从条款的其他关系者的角度理解执行。也就是说，律师可以了解的“有关案件情况”是什么，这完全由侦查机关从法律帮助的含义上去理解和执行。
1999年1月18日实施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全体现出执行机关的理解是什么。该《规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超越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的授权范围，或者违反监管场所和有关机关关于会见的规定的，在场的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这个条款虽然没有说明“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应当是什么，但却通过授权工作人员制止询问、中止会见的方式，丝毫不留余地表达出一个信号：律师询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内容只会由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来判断；而这种判断，只能是绝不允许在侦查阶段让律师获得案件的重要信息。
检察机关的规定并不是个案，同样是侦查机关的公安部门，1998年5月14日以第35号公安部令发布了修改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该《规定》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与检察机关完全相同的解释。
所以，我们作为具体的案件承办人员，在侦查环节中，针对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行为，所采取方式就是：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安排律师会见，在会见中，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法律知识，针对涉嫌罪名告知犯罪构成要件，但，律师不能了解具体案情！如果在会见中律师与犯罪嫌疑人谈到案件具体情况，承办人有权制止或者中止会见。
然而，就是针对这样一个刑事诉讼法模糊表达的，侦查机关已达成共识的概念，最高人民检察院却在2003年12月30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１６次会上，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全部否认了!该规定第六条称：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我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制定这个《规定》时，是否考虑了检察机关的利益；我只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制定的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单方面有利于律师的规定，它使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律帮助的概念完全失去了意义，它在事实上使检察机关无法在侦查环节垄断案件信息，从而在本质上使律师获得了在侦查阶段进行辩护性活动的能力。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什么要制定这个《规定》呢？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自己的解释吧。该《规定》前言把理由归纳为：“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这一段话是两个含义，第一是这个《规定》能够保证诉讼参与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利益；第二是这个《规定》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让我感到困惑：犯罪嫌疑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利益当然是需要保护的，但具体保护的内容与方式只能由刑事诉讼法来规定，侦查机关需要做的就是执行法律规定!如前所述，从中国的法律实践来看，法律模糊表达的内容本身就是法律授权有权机关自行理解范围，不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什么理由推翻过去几年来侦查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我更想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根据什么样的程序就擅自单方面削减属于全国检察机关的权力，将法律模糊处理的内容作片面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及律师的解释？其次，居然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执法需要通过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来促进，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点。要知道，当前刑事诉讼架构就是一个对抗性架构，检察机关从侦查部门至起诉部门，都是与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利益直接对抗的，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与律师之间的的关系是矛盾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这只能通过法律来调整，而决不可能以某一方片面让步来解决；既使有一方片面地让步，那么这种让步在具体实践中也无法具体落实。
当然，以上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我作为一个怨妇，在被薄情郎抛弃后发出的阵阵哀鸣，这种哀鸣的结果当然是于事无补。不过，基于怨妇对薄情?的了解，我想表达的还有警告!
警告：不平衡的诉讼结构
作为一个检察机关中的侦查人员，我痛心地感到：1997年刑事诉讼法改革了原来的诉讼制度，建立起抗辩式控诉机制，然而它并没有在打破原有的刑事侦查体制的同时，给侦查机关以相应的授权，以建立起新的刑事侦查体制；因而，平衡的刑事诉讼结构并没有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而建立，其恶果就是侦查权与辩护权出现了不平衡，随着《规定》之类规范性文件的出台，这种不平衡正在逐步扩大，其结果必将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履行法律赋予的打击腐败的职责。
什么是侦查权与辩护权的诉讼平衡？就是在证明制度下的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均势，只有这两种权力在证明标准下达到均势，诉讼才能在保护人权、保证侦查效率的基础上稳定运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侦查的目的不是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或者说侦查机关查明真相是没有价值的，侦查的目的是侦查机关行使法律的授权获取证据，通过刑事诉讼程序证明犯罪的存在或者不存在。所以，侦查能不能实现法律要求的目的，与法律授予侦查机关的权限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在一定的证明制度下，侦查机关拥有的权力，必须与辩护方拥有的辩护能力形成均势，才能实现刑事诉讼的均势。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侦查机关所得到的授权。无论新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授权都是极为有限的，即仅有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这七类，这样的授权能够满足侦查需要吗？让我们与国外刑事诉讼的授权相比较，除前述权力外，国外侦查机关还有权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暂时执业禁止、限制转移财产、限制出境、要求申报财产。从上可以看出，我国侦查机关的权限与国外相比，相差何其远矣！就是在权限相差如此之大的情况下，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着社会转型期腐败丛生的现实，不得不承担着沉重的办案压力，那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在旧刑事诉讼法期间，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基于以上授权与办案的矛盾，所采取的办案方法可以简称为“抓人办案”，即根据线索的反映，向相应的人进行调查，并通过限制其人身自由来保证办案效率与机密，通俗地说，证人说清问题才能离开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说清问题就送看守所结案。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模式，当然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以侵犯人权为代价的侦查方式，然而它却是和老刑诉法配套的，相当有效的一种侦查手段。在这种侦查模式下，侦查权远远强于辩护权。不过，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由于刑事诉讼法明确限制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时间只能在12小时内（该限制现在已扩大理解到了针对证人的询问），并且通过司法解释否定违法取得的证据的证明效力，这种“抓人办案”的侦查方法当前已完全行不通了。那么，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机关的要求是什么呢？
由于新刑事诉讼法限制了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接触时间，其潜在的含义当然是要求侦查机关将“抓人办案”这种事后侦查模式，改变为秘密侦查、实时侦查或者预判性侦查的新侦查模式；也只有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才真正从根本上要求侦查机关尽可能避免公开对人的接触，而以长期、秘密的手段取得证据。可是，要使用这样的一种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侦查授权，即合法地利用前述监视电信通讯、使用技术手段侦查、派遣秘密侦查员等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否则相应的侦查模式是无法建立的。而这些都没有！
这就是当前我国侦查机关面对的现实：新刑事诉讼法打破了原有的侦查模式，强调保护人权，可是它却没有向侦查机关合法授权，以建立新的侦查模式；从而在新刑事诉讼法所设计的诉讼结构中，侦查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平衡一直没有从制度上建立起来，结果是辩护权正在通过证人、犯罪嫌疑人翻供等手段逐步强大起来，侦查机关由于侦查模式本身的局限，形成审判中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口供的频频翻供，我们正在一次次地赢了侦查、输了审判。这种形势的迫切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一是检察机关中的侦查部门不得不主动与纪委联合办案，通过纪委的手段来继续自己的“抓人办案”模式；二是侦查机关不得不对法律进行单方面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以抑制辩护权的强大，侦查期间不允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这正是该现象的反映。
然而，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漠视这种现实！他们看不见辩护权已过分强大的现实，不明白侦查方与辩护方的对抗性关系，所以主动放弃权利，要求下属检察机关允许律师在侦查中就可以了解案情！他们看不见原有的侦查模式所面对的困境，所以强调检察机关不能与纪委合作，不能利用纪委的手段！他们看不见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模式的要求，所以要求各级侦查机关不得使用技术侦查手段！这样的最高人民检察院能够带领全国检察机关实现反腐败的重任吗？
绝望中的希望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我们真的很绝望。检察机关已失去了对税收案件、打假案件的管辖权；我们正在失去对司法解释的主导权；我们将要失去反腐败斗争中的主导性地位，成为纪委的配角！
请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底什么样的检察机关是你们所设计的？到底什么样的侦查模式是你们所希望的？我们的侦查与纪委的调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除了以保护人权的名义，你们放弃整个检察机关的权利外，你们有没有在全国人大上为全国检察机关争取过侦查的权力？
还好，我们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反腐败的决心是何其巨大，中国反腐败的群众意志是何其巨大，一个不能履行职责的反腐败机关必将被社会所唾弃。那么，我们的希望是什么呢？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脱离检察机关，直属中央！批捕部门脱离检察机关，从属于审判权！
联系方式：yang11223344@hotmail.com
yang123654789@126.com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
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
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上通行的车辆、行人和乘车人、以及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条例》和本规定。
第三条 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机关、军队、团体、企业、学校及其他组织，应当经常教育所属人员遵守《条例》和本规定。
第二章 车 辆
第四条 车辆过户、变更车型、变更颜色、报废、迁出或迁入本市，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异动登记。
第五条 本市的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拖拉机不准改轮调速；
2．汽车、电车、拖拉机、后三轮摩托车，必须配带灭火器；
3．载质量2000公斤以上的货运机动车和挂车两侧前后轴之间,以及机动车与挂车之间，必须安装防护网。
第六条 机动车拖带的挂车后面不准再牵引车辆。
第七条 机动车试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由正式驾驶员驾驶；
2．按规定的时间、路线进行；
3．不准乘坐与试车无关的人员；
4．不准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机动车修理单位试车时，除遵守前款各项规定外，必须标挂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试车号牌。
第三章 车辆驾驶员
第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变更工作单位、住址，迁出、迁入本市，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办理异动登记。
第九条 驾驶残疾人专用的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随身携带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发的残疾人专用车驾驶证；
2．时速不准超过20公里；
3．不准带人。
第四章 车辆载人
第十条 二轮摩托车驾驶员座前不准载人。
第十一条 三轮车载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货运三轮车载人时，不准超过2人，乘车人不准在车上站立；
2．客运三轮车须按核定的人数载客。
第五章 车辆行驶
第十二条 同方向划有三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路段，车道自中心隔离线（带）向右依次排列，机动车必须按下列规定分道行驶：
1．第一条为快速车道，供小型客车行驶；
2．第二条为中速车道，供大型客车、大小型货运汽车、侧三轮摩托车行驶；
3．第三条为低速车道，供带挂车的汽车（含铰接式客车）、二轮摩托车、后三轮摩托车和其他低速机动车行驶。
另有规定或有交通标志、标记的道路，按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的规定或按交通标志、标记所示行驶。
第十三条 在同方向有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路段上，机动车在不妨碍本道车辆正常行驶的原则下，可按下列规定借道行驶：
1．在右邻车道空闲的情况下，左边车道的车可以向右借道行驶；
2．在左邻车道空闲的情况下，右边车道的车可以向左借用一条车道行驶。但在本车道正常行驶的车辆驶来时，必须主动向右让道；
3．凡借道行驶或驶回原车道时，须察明情况，开转向灯，确认安全后通行。
第十四条 机动车使用远光灯、近光灯、示宽灯、尾灯和号牌灯,以路灯开关时间为准,但遇能见度不足100米时必须使用灯光。
第十五条 机动车在三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时，不准鸣喇叭。遇有紧急情况或行经狭窄街道、胡同的急转弯时除外。
第十六条 警车、消防车、工程救险车、救护车安装警报器和标志灯具，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准。上列车辆使用警报器，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只准在执行紧急任务，遇有车辆受阻时使用；
2．两辆车以上接续行驶时，只准第一辆车使用；
3．不准连续使用；
4．22时至次日时，不准使用；
5．不准在禁止使用警报器的地区、路段使用。
第十七条 车辆出入胡同或门口时，必须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安全；遇有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列队横过未划人行横道的道路时，须减速让行。
第十八条 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和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减速慢行；
2．在划有导向车道线的路口，按导向箭头所示方向分道行驶；
3．向左转弯时，紧靠路口中心小转弯。
第十九条 非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向左转弯时，必须大转弯；
2．遇有停止信号时，不准沿路口绕行。
第二十条 机动车通过环形路口,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按导向箭头所示方向行驶；
2．变更车道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3．进、出环形路口时，让在路口内环行的车先行。
第二十一条 车辆会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在傍山险路会车，靠山壁一侧的车辆须让外侧的车辆先行；
2．在有障碍的路段会车时，有障碍一方的车辆须减速让对方车辆先行；但有障碍一方车辆正在超越障碍时，对方车辆须减速避让。
第二十二条 机动车行驶中因受阻塞停车时，不准停在人行横道内。
第二十三条 载质量 2000 公斤以上的货运汽车，在规定的时间内不准在二环路（不含）以内的道路上行驶。遇特殊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批准者除外。
第二十四条 驾驶拖拉机、赶畜力车或赶骑牲畜不准在三环路以内道路上通行，遇特殊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者除外。
第二十五条 轮式专用机械车，6时至20时不准在三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遇特殊情况，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者除外。
第二十六条 驾驶非机动车，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沿路靠右行驶，禁止逆行。禁止在人行便道上骑行。 在划有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分道线的道路上， 除《条例》允许的情况外，禁止在机动车道上骑行；
2．在交叉路口遇有停止信号时，必须停在停止线以外的非机动车道内，不准越过停止线或绕行通过；
3．停放自行车，必须停放在存车处或指定地点；在未设存车处的地区，必须靠人行道里边停放或停放在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4．在城镇地区和公路上，不准骑自行车带人；
5．不准在公路、街道上学骑自行车；
6．不准在车行道上停留。
第二十七条 机动车上的乘车人不准妨碍驾驶员驾驶或向车外投掷物品。
第六章 道 路
第二十八条 不准在道路上进行玩球、跳舞、演技、游艺、散放禽畜以及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不准往车行道上排水或抛弃妨碍交通的物品。
第二十九条 掘路施工，必须经市政或公路管理部门同意，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核准发给执照后，按规定的时间、地段、范围和要求施工。
在道路上打开地下管道井盖时，必须设置护栏，夜晚须设照明或反光标志。
第三十条 下列占用道路事项，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1．设置停车场、存车处；
2．在道路两侧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
3．进行有组织的文娱、体育等活动；
4．开辟、调整班车站点。
第三十一条 在道路上进行砍伐、修剪树木、维修电杆电线等作业，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不准妨碍车辆、行人通行；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危险作业的，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三十二条 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由公安交通管理机关监制、设置和管理,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准损毁、移动、拆除或擅自设置。遇特殊情况需要拆除上述设施时，必须经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批准。
第七章 处 罚
第三十三条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本规定处罚。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的，处2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1．不按规定掘路施工的；
2．在道路上打开地下管道井盖，未设置护栏、标志的；
3．损毁、移动、拆除道路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
4．未经批准,在道路附近进行爆破等危险作业的。
第三十五条 在道路上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1．未经批准，设置停车场、存车处的；
2．未经批准，在道路两侧开辟通道、设置台阶、门坡的；
3．未经批准，组织文娱、体育活动的；
4．未经批准，开辟、调整班车站点的；
5．不按规定砍伐、修剪树木、维修电杆电线等作业的；
6．玩球、跳舞、演技、游艺、散放畜禽以及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的；
7．在车行道上排水或抛弃物品妨碍交通的。
第三十六条 拖拉机改轮调速的，处5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3个月以下驾驶证。
第三十七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3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2个月以下驾驶证：
1．在禁行的时间和禁止通行的道路上行驶的；
2．违反路口行驶规定的；
3．不按规定试车的；
4．不按规定办理异动凳记的；
5．不按规定带灭火器的；
6．不按规定安装防护网的。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2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单处吊扣1个月以下驾驶证：
1．不按规定会车的；
2．不按规定牵引车辆。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并处吊扣1个月以下驾驶证：
1．不按规定安装、使用警报器和标志灯具的；
2．违反分道行驶规定的；
3．违反借道行驶规定的；
4．违反避让行人规定的；
5．二轮摩托车违反载人规定的。
第四十条 机动车驾驶员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处5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1．在人行横道内停车的；
2．不按规定使用喇叭、灯光的。
第四十一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乘车人有违反交通管理行为的，处五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中的＂以上＂、 ＂以下＂、＂以内＂，除另有注释的以外，都包括本数在内。
第四十三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视交通管理的需要，经市公安局批准，可根据《条例》和本规定，在特定的道路范围内，采取准许车辆通行或禁止车辆通行等交通管理措施。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自1988年8月1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同时施行。1981年11月10日公布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则》，已经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诀议废止。1981年11月10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北京市道路交通管
理暂行处罚规则》、1986年4月7日市政府公布的 《关于加强行人交通管理的规定》 和《关于加强自行车交通管理的规定》自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废止。
1988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