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供应出口商品统一作价办法的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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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供应出口商品统一作价办法的暂行规定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供应出口商品统一作价办法的暂行规定
1965年11月11日，国务院
为了促进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供货部门和对外贸易部门的经济核算和互助协作，更好地完成国家的出口任务，特对供应出口商品的作价办法规定如下：
一、对外贸易部门和供货部门商订供应出口商品的价格，应当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贯彻互助互利原则。
二、供应出口商品的价格以内销商品的价格为基础，同质同价、按质论价。由工业企业直接供应出口的工业品，按出厂价格作价；由商业部门供应出口的农产品，按交货地供货部门系统内部的调拨价格作价，没有调拨价格的按供应价格作价。
三、供应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和包装等项要求，如果高于内销商品的标准，应当在内销商品的价格基础上另行加价。加价多少，按照所增加的成本，加上应纳的税金和适当的利润计算。供应出口商品的规格、质量和包装等项要求，如果低于内销商品的标准，应当相应减价。
四、专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其供应价格以合理的成本为基础，加上应纳的税金和适当的利润制定。艺术性较高的工艺美术品，生产利润可以高于一般商品。
五、供应出口的工业品，可以根据下述原则，按低于或高于出厂价格作价。
属于以下两种情况的工业品，供应出口的价格可以低于出厂价格：（一）主要销售国外，国内销量很小，工业利润较大，又不宜在国内降价推销的工业品。（二）全国范围内长期供过于求又不宜降价推销的工业品。
在国内亏本销售的某些商品，供应出口的价格可以高于供应内销的价格。
需要按照以上原则作价的商品，由各有关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委员会提出，报全国物价委员会审定。
六、供应出口的新产品的供应价格，按照国家有关新产品的订价原则和试制费用的处理原则审定。出口某个新品种的试制费用，是否需要计入供应价格，由生产部门与对外贸易部门协商决定。
七、为出口而生产的商品，工业部门应当事先会同对外贸易部门商定正品和副次品的产量比例和全部产品的超产比例。不合出口要求的副次品或超产的产品转作内销而发生的损失，在双方商定的比例以内的，由对外贸易部门负担，在双方商定的比例以外的，由工业部门负担。
八、对外贸易部门拨交内销的出口商品或其副次品，按照内销同类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或者同类农产品的调拨价格作价，同质同价、按质论价；需要加工改制或削价处理的商品，拨交价格由双方根据尽量使国家少受损失、又能销得出去的原则协商确定。
九、凡是对外贸易部门直接向生产单位或基层收购单位收购的出口商品，上级主管供货部门不得向对外贸易部门收取经营费或手续费。
十、各级物价部门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加强对出口商品供应价格的管理。出口商品供应价格的制订和调整，由供货部门与对外贸易部门联合提出方案和有关资料，按照物价管理权限，报请物价主管部门核定。由各级物价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各级供货部门和对外贸易部门均须遵照执行。
全国物价委员会可以于必要时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召开出口商品价格协商会议，请出口商品较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单位参加，统一解决出口商品的供应价格问题。
十一、本规定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开始执行。现行作价办法同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1999年修正）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1998年2月22日国务院批准，1998年4月7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85号令发布；1999年6月12日国务院批准修订，1999年6月2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90号发布）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企业法人登记（包括公司登记，下同）中法定代表人的登记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法定代表人）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企业登记机关不予核准登记：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二）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
（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
（四）因犯有贪污贿赂罪、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因犯有其他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三年的；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
（五）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经理，并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六）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
（七）个人负债数额较大，到期未清偿的；
（八）有法律和国务院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的。
第五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免职程序，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法人组织章程的规定。
第六条 企业法人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应当向原企业登记机关提交下列文件：
（一）对企业原法定代表人的免职文件；
（二）对企业新任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文件；
（三）由原法定代表人或者拟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第七条 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更换法定代表人需要由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召开会议作出决议，而原法定代表人不能或者不履行职责，致使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不能依照法定程序召开的，可以由半数以上的董事推选一名董事或者由出资最多或者持有最大股份
表决权的股东或其委派的代表召集和主持会议，依法作出决议。
第八条 法定代表人任职期间出现本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该企业法人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第九条 法定代表人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和企业法人组织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
第十条 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隐瞒真实情况，采用欺骗手段取得法定代表人资格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企业登记，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应当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而未办理的，由企业登记机关责令限期办理；逾期未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企业登记，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法定代表人有本规定第四条所列情形之一的，有权向企业登记机关检举。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4月7日
认真对待权利
范进学
作者简介：范进学，1963年7月出生，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理学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在职博士生，主要著述有《法理学》（合著）；《法学基础理论》（合著）。
同一个国家，同一份试卷，但在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中各省市区却普遍存在着考试分数比值的差别与不平等现象：往往是城市考生录取分数比农村录取分数低、发达地区考生录取分数比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录取分数低、城市中心考生录取分数比城市近郊录取分数低，等等。例如，1999年北京市第一批文科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是466分，而湖南则是556分、湖北为544分、贵州为514分，最高相差90分。2000年山东省第一批院校最低分数控制线文科为667分、理科为631分；而上海则分别为473分和498分，相差竟达184分和143分。即使在同一省区如山东省，各地市的高考分数线也差别较大。据报道，黑龙江省2000年出台的一项新政策规定，该省拥有博士学位人员的子女报考省内高校将会得到20分的优惠。这样看来，相同的试卷，相同的分数，考生却因地区和出身等不同而享有不平等的权利、收获不同的命运。我把这种受教育权的不平等现象归结为“权利平等但差别”现象。
早在23年前，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提出了“认真对待权利”的命题；23年后，权利问题却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必须认真对待的大问题与真问题。众所周知，受教育权是人的一项基本人权，是人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不可或缺的文化条件。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还是我国宪法和法律，都对受教育权这一基本人权作了明确规定。从世界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与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第一，受教育权是人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第二，权利平等与成绩面前机会均等是受教育权的核心，高等教育应当根据成绩而不是职业、家庭出身、地区等因素向全社会平等开放。权利不平等与机会不均等现象，不仅背离了世界人权公约的人权精神，也违背了我国宪法与法律的基本原则，准确地说是一种严重违宪与违法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从制度上根本消灭了人人不平等的起源，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人民当家作主，都使不平等的根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人人权利面前、法律面前平等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维系的根本准则。相同的人相同的对待、类似的情况类似地处理，既是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又是社会主义的正义要求。在今天，如果谁还平等着但却差别着甚或歧视着，就是对平等这一根本准则的最大破坏。只有认识到人人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才能奋起反对对人一切的差别与不平等的制度或现象。仅仅由于出身与出生地即籍贯不同而导致分数比值的差别，实际上就为受高等教育的人在权利平等的原则前提下人为地又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权利不平等的分界线，这样所谓的“权利平等”最终会因籍贯和出身的不同而走向更大的不平等，这大概出乎所有善良的人的愿望。英国历史学家梅因在其名著《古代法》中曾把人类社会的进步运动归纳为“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主体身份不同，权利享有的量即不同，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典型特征。如果我们至今还缠绕于身份不平等的现实社会中，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比传统社会进步了多少呢？也许我们有我们的国情、省情、县情，抑或还有乡（镇）情、村情乃至家情，但无论如何，都不应成为权利不平等的新的起源，成为权利不平等甚至歧视的借口。
即便有差别、有不平等，那也是权利平等原则的例外或有益补充，即这种不平等必须遵循着罗尔斯所说的社会正义原则：机会均等应向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倾斜而不是相反。只有对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更大的关注与照顾，才能使人们趋于平等。这种措施被描述为“鼓励行动”。实际上这种做法遍及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每个角落。我国法律和制度对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如老人、妇女、儿童及残疾人等权利的特殊保护，就是基于一种“不平等”的保护，其目的在于使他们的权利不致因事实上的不平等而陷入更大的不平等的事实之中，所以这种“不平等”事实上反而是对真正平等的追求。然而我们目前各省市区在高考录取中存在着的考试分值不平等的现象却恰是一种价值颠倒，越是发达地区的考生、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考生，反而越是受到社会的照顾与优惠，从而致使事实上不平等的现象愈趋不平等、不公正。大家知道，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在经济条件、师资力量、仪器设备、教育理念与教育投资等硬软环境方面都普遍存在着落后局面，与发达的地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地区的考生的受教育权事实上已经处于极不对等的竞争劣势地位，因此，法律和制度在被平等地实施着的同时可能就包含着不平等，那么在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并不足以保证实质的社会正义时，就应当向欠发达或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实行政策及措施倾斜，从而实现或体现社会真正的平等与公正。然而遗憾的是，现实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利平等但差别”现象，非但没有使他们享受到优惠待遇或同等待遇，反而使他们陷入了事实上本来就不平等的更加不对等的境地。这样，在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日渐扩大的同时，使这种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亦愈趋严重，远远驶离了权利平等这一基本社会价值的航标。
权利平等即法律平等是法治的基石。权利不平等不但破坏了社会公正原则，而且也破坏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权利不平等即意味着权利歧视，法治原则要求的是权利主体的普遍性，而权利的普遍性一旦被破坏，法治大厦即会坍塌。所以，不平等是法治的死敌，只有平等地适用法律和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平等地享有权利和获得权利救济。
权利，人们为之向往与追求的东西；法律，人们为之信仰与尊重的东西；无论怎样，人们都应认真对待它们。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为权利也就是为法律而斗争。这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