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若干问题探析(三)/王冠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6 11:40:26 浏览:8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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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性规定的情形下，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法定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在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问题上，本文深入探析了包括股东资格继承的排除依据、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继承的股权分割或共有规则以及最高股东人数超限问题的处理，以及股东资格继承的放弃规则等五个重要的争点与难点。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东资格；法定继承；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民法上的法定继承，《继承法》设有专章即第2章予以规定，是指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由法律直接规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的原则的一种继承形式。2005年《公司法》突破了《继承法》之遗产范畴，将股权中的非财产权利也纳入继承客体范围。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性规定的情形下，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
就股东资格的法定继承而言，其合法继承人范围无疑应包括《继承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配偶、子女、父母）和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继承的顺序上原则上也应依《继承法》第10条第2款“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之规定继承。在股东资格法定继承的问题上，有如下五个重要争点与难点需要研究和讨论，也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和厘清。
第一，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的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适用前提是公司章程未有排除性规定。但是，在公司章程保持“沉默”或有表彰同意先行规定的情形下，股东会决议对股东资格继承作出了排除性规定，对该等决议作为排除依据的效力应该如何认定？该等决议是否可以排除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适用？
第二，公务员、现役军人等特定身份的继承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而成为公司的股东？
第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继承股东资格而成为公司的股东？
第四，在共同继承情形下，多个继承人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股权分割和共有应适用何种规则？如果因为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人数突破《公司法》第24条规定的50人的限制应如何处理？在股东人数已达50人的极端情形下，因为继承人股东的加入使得公司股东突破2005年《公司法》第24条股东人数之限制又该如何处理？
第五，股东资格依法可以继承，但作为权利人，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由于股东资格继承之放弃不同于民法上一般遗产继承之放弃，对于该等放弃事项应如何进行明确和规范？
一、争点与难点一：股东资格继承的排除依据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以为，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关于股东资格的继承排除问题，原则上应以公司章程的规定为依据。但从该条文文义以及2005年《公司法》其他条款的规定，我们也得不出股东会决议不得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的结论。揣测立法者关于股东资格继承问题的立法意图，结合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笔者以为，股东会决议在下列条件同时具备的情形下，可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规则的依据：
1、该等决议作出时间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前
如果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股东会决议在自然人股东死亡后作出，无论该等决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规定，就程序瑕疵而言，依2005年《公司法》第20条第2款也当为被撤销。因为该等决议的作出不仅意味着股东会会议召开通知违反2005年《公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不能及于全体股东，召集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之外，而且意味着死亡自然人股东的意思表示之排除，表决方式亦违反法律规定；对于死亡自然人股东及其继承人来说也是极为不公平的。
2、该等决议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以下简称“绝对多数决”）
承上所述，反之，如果该等决议在股东死亡之前作出，是否就可以起到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作用呢？在回答这一问题前，有必要对股东会决议的性质、效力及与公司章程间的关系作一简单分析。
关于股东会决议的性质问题，笔者以为，股东会决议系公司股东会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作出的决定，系在多数决的原则下多个股东的意思表示趋于一致下的产物，在法律性质上，该等决议本质上属于一种多方法律行为，系由同一内容的多数意思表示的合致而成立。
关于股东会决议效力范围问题，2005年《公司法》没有直接予以明确规定。通说认为，股东会是公司意思决定机关，承载着公司意思表示器官的功能。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由所有者决定公司的意思是符合法律之逻辑的，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所有者基于其对公司资源的控制权，作出“所有者决议”即“股东会决议”以实现保护其利益安全的目标，应该得到公司的遵守和执行。同时，从法律解释论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下列结论：股东会决议对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一般员工均产生拘束力。
2005年《公司法》第11条规定，在公司设立时，股东负有制定公司章程的义务；第38条规定，股东具有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第44条第2款规定，股东会对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应采绝对多数决。依法条逻辑可知，股东会决议与公司章程间的关系，是行为本身与行为结果间的关系，股东会决议决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决定于股东会决议。
因此，基于上述，当股东会严格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程序规定采绝对多数决方式作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决议后，笔者以为，应视不同情形对该等决议作为排除依据予以认定：
(1)在公司章程对排除股东资格继承事项未涉及即保持“沉默”同时其后该等事项内容在公司章程未予充实的情形下，该等决议的作出应视同对公司章程关于该等事项的一种补充规定，可作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
(2)当公司章程对股东资格继承有表彰同意先行规定的情形下，该等决议的作出应视为对公司章程原有规定的一种修正，亦应视同为排除股东资格继承的依据，而不能以该等决议的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原有规定而作可撤销论，这是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绝对多数决规则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是股东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代表了他们的共同合意，也是基于情势变更而作出的合理的适时选择。
二、争点与难点二：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
就继承问题而言，《继承法》是一般法，2005年《公司法》是特别法；在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上，2005年《公司法》是一般法，而《继承法》、《公司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是特别法。关于特定身份的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继承问题，应适用“特别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规则。
《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规定，公务员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此处的法律，应当是指法律法规中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是对行为本身加以禁止的强制性规范。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不得在企业中兼任职务的规定，则与效力性禁止性规范相对，属于管理性的禁止性规范。由于《公司法》对于股东的积极资格未作规定，且继承为事实行为而非民事法律行为，公务员即便是违反了《公务员法》的相关规范，也不会影响到继承行为之效力。然而，如果公务员依照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获授股东资格，则必然会使其直接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范，从而导致管理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故在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需要将《继承法》、2005年《公司法》以及《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衔接起来。因此，为避免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在适用前述“特别法优先一般法”的法律规则时，宜按照特别法规则先行作出法律选择，然后再针对特定事项优先适用某项特别规定。故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应先根据《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否决公务员作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资格，然后再根据2005年《公司法》和《继承法》的规定肯定其可以依法继承与被继承人即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相对应的财产权益。
无争议的“股东身份”为何须经法院确认？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近期，本所又发现一起某地方法院审理的当事人之间无事实争议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对本案当事人如此“费尽心机”而又“画蛇添足”的“高明”做法本律师实在是不敢恭维！对当地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暗中大力支持行为本人也实在是有些大惑不解！
下面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案情，再探究一下其中的玄机吧。
一、案情简介
我国西部内陆某省份一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4年10月份某日向该省省会城市下辖的某县级市法院递交了一份请求确认公司个别股东资格的民事起诉状。在起诉状中该房地产公司诉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380万元，其中被告李某、刘某各出资833万元，但二人却未出资，是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注册资金补足。公司成立后，被告李某、刘某（实际上刘某是公司的董事长，李某和刘某是夫妻关系）一直未向公司交付其出资额，同时也未履行股东义务。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我公司正式函告两被告，若不按公司要求交纳出资额将丧失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份额将有验资时代二人补交出资款的股东享有。但两被告至今也未将出资给付我公司。现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被告李某、刘某不具备我公司股东身份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鉴于本案被告李某、刘某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无任何异议。于是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确认了原告在起诉状中所提到的事实。并且作出如下判决内容：
本院认为：股东为公司的出资者，公司股东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享有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本案被告李某、刘某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但其均未实际出资，且在原告（即房地产公司）限期其交纳出资额后仍未交纳。在原告经营过程中，被告李某、刘某亦未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故两被告实际不具备原告公司股东资格。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某、刘某不具备原告公司股东身份。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现由被告李某、刘某负担，须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逾期不付，则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知法官是依据哪条法律规定判决加倍支付债务利息的）。
最后，原告依据该判决书确定的“李某、刘某不具备原告公司股东身份”的判决内容向原告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了股东变更登记，将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至原告公司另一股东名下（该股东姓名在判决书中未曾提到）。
二、该案引发出的疑问
通过以上案情介绍，至少可以引发出如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李某、刘某已是原告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确认的股东，且起诉书中原告也声称公司其他股东已经替被告李某、刘某向公司补足了注册资本金。试想一下，其他股东已替被告李某、刘某向公司补足注册资本金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种代替出资行为在被告李某、刘某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否需要李某、刘某再次向公司交纳出资额？（二）法院受理此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已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确认的股东资格是否须再次经法院确认？通过法院的判决是否就可以随意将它取消？如果不是工商登记注册出现错误，则法院直接确认注册登记无效的行为是否属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正当干预？（三）原告作为公司是否具有提起确认李某、刘某公司股东身份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本案而言，原告房地产公司和被告李某、刘某没有任何涉案所争议的事实；原告若不想让被告李某、刘某成为公司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让李某、刘某和公司其他代为出资的股东订立《公司股权或出资转让协议》的方式顺利实现公司的股权过户和转让手续，为什么非得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呢？公司和法院有“让谁是股东、谁不是股东”的权力吗？（四）该案适用的法律是否经得住推敲？《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该规定是怎样支持法院的确权判决的呢？（五）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移为什么非得需要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之间直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难道就不可以进行股权的转移或转让吗？凡此等等。
如此诸多可疑问题，需要我们下面再做必要的法律探讨分析。
三、相关法律问题探讨分析
（一）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问题。依据我国现行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股东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公司或企业的出资人。我国法律不承认“隐名”股东身份，即不承认非工商注册登记股东的存在，并且要求国内股东出资必须实际到位，不允许有抽逃或虚假出资的行为存在。依据原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资料，李某、刘某为原告公司注册股东，并且其认缴出资已实际到位，具有合法有效之股东身份。至于李某、刘某对原告公司的出资是其他股东代为支付或通过其他途径支付的事实，对李某、刘某二人股东身份不产生任何影响。充其量，是李某、刘某因履行对原告公司的出资义务与其他股东或第三人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这种因借贷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独立于李某、刘某对原告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后形成的股东身份法律关系。
（二）法院受理此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问题。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即以股东名册、公司或企业章程、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等所记载的股东身份为准。在非股东之间就股权归属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根本没有必要。本案原告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股东就是李某、刘某，此事实无须再经法院确认。李某、刘某若想转让股权或出资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到工商部门直接办理股权或出资的协议转让手续即可（至于股权转让款如何交割完全是私下交易的事情），根本没有必须经法院确认“谁具有股东身份、谁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必要。本案不是股东之间权益的争执，可以说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事实；本案工商注册登记不存在任何错误或瑕疵，不存在需要通过司法途径纠正工商登记行为错误的必要性。所以，本律师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对非因工商注册登记错误本身所产生的股东权益争执，法院无权进行干涉；从另一角度讲，离开工商注册登记事实，法院没有权力自行决定公司内部“谁具有股东身份和谁不具有股东身份”。
（三）本案原告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原告公司所有的注册资本金都是真实的、到位的。至于股东或出资人是谁不影响原告公司的实际资产，原告公司及公司内部的股东会或董事会都没有权利作出决议或要求取消任何一股东的资格或身份。从诉讼法角度讲，原告公司不具备提起诉讼所要求的其权利受到侵害或财产受到损失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事实，即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四）该案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按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要求非外商投资公司必须在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全部筹足。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即按照《公司法》规定，如果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属于股东之间相互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何来股东资格确认之理由？按照原告公司的验资报告资料、公司章程及《公司法》本条之规定，恰恰说明李某、刘某已经实际履行了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具有法定的股东身份。可见，本案主办法官似乎是在故意曲解《公司法》该条规定之内容，即其所适用法律无法真正支持其判决内容。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可以依据该判决就可进行股权转移变更登记的问题。按法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全可以依据李某、刘某和第三人自由签署的《股权或出资转让协议》进行公司股权的转移变更手续，根本无须法院判决。而即便是需要法院判决，本案法院所作出的此判决书也无法作为原告公司股权转移的依据。因为，法院在此判决书中只是确认了李某、刘某不具备原告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没有直接作出李某、刘某工商登记的股权归谁所有的判决内容；且取得公司股权利益的股东并没有作为本案判决的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能直接依据该判决书内容就可进行原告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还必须要求股权转、受让双方签订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法院确认股东身份背后的玄机
本来通过签订正常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可轻易实现股权转移或变更的事情，为什么非得动用如此烦琐的司法程序呢？经过本所办案人员的取证调查工作，终于发现本案判决背后还存在以下玄机：
（一）股东身份确权判决事出有因，因在“案外有案”。此案外案系指：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份左右，本股权确认之诉的被告李某、刘某因信用证欠款与我国东部沿海某省份的张某产生诉讼纠纷。在李某、刘某与张某的诉讼进行期间，张某已申请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份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并向原告公司和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发送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要求原告公司和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不得进行转移、抵押、质押、或进行股息或红利的分配。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李某、刘某与张某的信用证欠款纠纷终审判决下发，李某、刘某败诉。现此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若不能转移则将面临被强制执行的现实。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只要有法院的判决就可进行股权转移。既然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收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转移之事自然是非常慎重的。但是有个别工作人员却仍主观认为：只要通过法院判决形式确认李某、刘某不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该法院的判决书就可以直接对李某、刘某的股权进行转移。这样做，即便是将来出了问题，也是法院与法院之间的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应当承担其中的法律责任。于是，本来通过签订正常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可轻易实现的股权转移事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却要求拿一份法院判决书来办理。
五、我们期待着让弄虚作假的违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尽管原告公司、李某、刘某及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自认为对法院扣押、冻结之股权转移事项已作出了巧妙安排，但弄虚作假、钻法律空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会成为人们常说的“画蛇添足”、“掩耳盗铃”等寓言故事中那些自作聪明的“智者”。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法发〔１９９４〕２９号）发文第１０８项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和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都不得解除保全措施”。也就是说，本案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的诉讼保全措施撤销前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包括上述条款规定外的法院判决）擅自进行转移、转让或变更登记的。现既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公然违反法律，那么其违法行为若给李某、刘某的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失，其就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按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内容，行为人明知是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而进行隐藏、转移、变卖或故意毁损且情节严重的，其行为将构成犯罪。本案李某、刘某故意转移股权逃避债务的行为若被进一步证实，那么其行为就会触犯《刑法》该条之规定，构成非法转移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说不准还要受些牢狱之苦。
唯一让人搞不懂的就是当地法院作为专业的执法部门为什么会对这样明显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诉讼”立案受理？法院为什么不去考虑或审查此类诉讼背后原、被告双方是否可能有恶意串通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对这种原、被告双方就诉讼请求和相关的事实理由没有任何争议的案件法院为什么还要通过判决的形式处理？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其判决行为可能会直接侵害或影响工商注册登记内容所具有的法定“公示力”，是否想到过其行为可能会构成司法权的滥用？凡此等等。
莫非此案件背后还有更加令人莫名其妙的玄机？如果是真有，恐怕也是非本人能力所能知晓了！总之，我们期待着执法部门应尽可能树立法律的权威，让弄虚作假的违法者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
2005年12月15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重申禁止刊播有奖销售广告的通知
工商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重申禁止刊播有奖销售广告的通知
工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南京、成都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为制止滥发彩票、奖券的歪风，一九八五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滥发各种奖券的通知》（国发〔1985〕31号）。我局和商业部等五个部门为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对各种奖券广告管理的通知》（〔85〕工商72号）。几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广
告经营单位有奖销售活动及有奖销售广告基本得到制止。但近来，一些地区反映，有奖销售活动和有奖销售广告又有所抬头，且有发展的趋势。开展有奖销售活动，以奖售为促销手段，不仅盲目刺激消费，也不利于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和提高服务质量。刊播有奖销售广告，则助长了这种不正
之风。因此，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现重申如下规定，望认真贯彻执行。
一、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必须严格执行国发〔1985〕31号和〔85〕工商72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禁止广告经营单位为工商企业刊播有奖销售广告。
二、请各地接到本通知后，立即进行一次检查，对违反规定继续刊播有奖销售广告的，要按照上述文件规定处理，并将处理情况报我局。
三、本通知请转发各广告经营单位。
1988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