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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1993年4月27日天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3年4月27日公布1993年4月27日起实施）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发包和承包
第三章 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第四章 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五章 违反承包合同的责任
第六章 承包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的管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和完善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过程中，与其内部成员或者其他承包者签订的明确双方在生产、经营、服务和分配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者订立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服务项目的承包合同。
第四条 订立承包合同，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及规章，不得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五条 订立承包合同应当坚持自愿、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实行民主、公开的方式。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订立承包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六条 承包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全面、正确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七条 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企业和经营项目、服务项目以及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实行承包经营后，其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方只享有承包合同规定的经营权和收益权。
第八条 市和区、县、乡、镇人民政府的农村集体经济管理部门负责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
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定承包合同的管理制度；
（二）指导承包合同的签订，办理承包合同的鉴证，建立承包合同管理档案；
（三）审查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确认无效承包合同；
（四）调解和仲裁承包合同的纠纷。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应当协同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做好承包合同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发包和承包
第九条 农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企业和经营项目、服务项目以及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国家资源，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
第十条 农村集体所有的企业必须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矿山、石场、砂场和特种行业等，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方可发包。
第十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项目，应当由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优先承包；其成员无力承包的，也可由该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承包合同期满后，在同等条件下，原承包方有权优先承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个人要求承包时，本人必须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并提供必要的财产担保或者具有担保能力的保证人。
第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项目、期限、指标和承包方式，应当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代表会）讨论决定。
第十三条 发包方应当维护承包方的合法权益，按承包合同的约定向承包方提供生产经营条件和服务，不得非法干预承包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四条 发包方应当指导承包方兴修农田水利、建设、维修、保护生产设施，以及做好抗灾救灾等工作。
第十五条 承包方对承包的资源、资产、企业和经营项目、服务项目，负有提高地力、维护设施设备、资产增殖和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劳动管理等义务。
第十六条 承包方在承包期间无力经营的，经发包方同意，可将其承包项目的部分或者全部交还发包方，也可以经发包方同意，将其承包项目部分或者全部转包、转让给他人。
第十七条 承包方应当按承包合同规定的用途使用承包的资源、资产，不得擅自在承包土地上盖房、取土、建窑、筑坟等。
承包方不得出卖承包的资源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得乱砍滥伐树木，不得毁坏果园、林地、草场、水面、堤坝、井渠以及各项农业设备设施，不得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经营。

第三章 承包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第十八条 承包合同应当具备以下主要内容：
（一）承包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地点和生产经营方式。
（二）承包指标：
1．投入指标；
2．产量、质量和收入指标；
3．应当向集体提交的承包款和农副产品；
4．应当完成的国家订购、征购任务。
（三）发包方应当提供的生产经营条件、服务项目。
（四）收益的分配办法。
（五）合同终止后的财产移交清算办法。
（六）违约责任和风险责任。
（七）承包合同的履行期限。
（八）双方协商同意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发包方与承包方对承包合同条款协商一致，由双方签字盖章，即为合同成立。
承包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可以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鉴证，确认承包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
第二十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无效承包合同：
（一）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二）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三）违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代表会）民主决议发包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以及其他不正当手段签订的；
（五）发包方无权发包的；
（六）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转让、转包承包合同以及转包渔利的。
无效承包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承包合同被确认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晌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
第二十一条 无效承包合同的确认权归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和人民法院。
承包合同管理部门，依法确认处理的无效承包合同，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无效承包合同确认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复议，逾期不申请复议的，确认决定生效。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的复议决定为终局确认。
人民法院确认无效承包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承包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发包方与承包方恶意串通，实施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由双方负责赔偿，并追缴非法所得，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第四章 承包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第二十三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
（一）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同意，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
（二）承包的资源、资产、生产设施等被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或者调整的；
（三）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承包合同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的；
（四）一方违约，致使承包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没有必要继续履行的；
（五）承包方在履约期间丧失承包经营能力的；
（六）承包方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经发包方劝阻无效的。
第二十四条 承包双方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并与对方达成书面协议；协议不成的，原承包合同继续有效。
经鉴证的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应当把承包合同变更、解除的协议送原鉴证部门备案。
第二十五条 因变更或者解除承包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除依法可以免除责任的外，应当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发生合并、分立时，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者分别承担履行合同的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 承包合同订立后，不得因承办人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者解除。

第五章 违反承包合同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承包合同，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造成实际损失的，还应当进行赔偿。双方违约的，由双方分别承担责任，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各自责任的大小。
第二十八条 由于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单位、个人的非法干预，使承包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全履行造成经济损失的，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单位、个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承包合同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承包合同当事人一方由于不可抗力或者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而违反承包合同，经发包方的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证明后，可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者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十条 发包方的责任：
（一）未按承包合同规定提供承包生产经营条件和服务的，应当支付违约金；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
（二）干预承包方正常生产经营，给承包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
（三）未履行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三十一条 承包方的责任：
（一）对承包项目擅自转让、转包和改变资源、资产使用用途的，应当支付违约金；转包渔利的，由发包方收回承包项目，并由承包方赔偿经济损失。
（二）违反承包合同的规定，进行破坏性、掠夺性生产经营造成资源、资产破坏的，除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理外，由发包方收回承包项目，并由承包方赔偿经济损失。
（三）违反承包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第六章 承包合同纠纷的调解和仲裁
第三十二条 承包合同纠纷可以调解，当事人不愿调解的，或者调解不成的，可以向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三条 承包合同纠纷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发包方的上一级承包合同管理部门申请仲裁。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决定不服时，可在接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仲裁决定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承包合同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书，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自动履行；一方逾期不履行，另一方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承包合同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超过期限的，不予受理。
第三十五条 对农村种植、养殖业等季节性强的承包合同纠纷，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承包合同管理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先行恢复生产，然后再解决纠纷。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4月27日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诉讼制度，以其宽泛的诉讼资格认定条件和显著的预防性等特征，在现代环境保护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环境公益诉讼的现有定义为线索，简单谈了定义所涉及的公共信托理论、法律权利原则、实际损害原则等相关理论，从而试图对环境公益诉讼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

　　【关键词】环境公益诉讼；公共信托；实际损害

　　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环境公害。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传统诉讼理论中“有诉的利益才有诉讼资格”的诉讼资格理论以及“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犯”的请求权基础理论在法官处理日益增多的环境公益争讼案件时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开始在美国、日本等国出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其已日渐成熟，在环境保护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

　　二

　　傅剑清法官的《环境公益诉讼若干问题之探讨》一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产生的原因和理论依据、功能、目的与价值等多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这种新型诉讼制度。读后受益匪浅，但笔者对傅法官给环境公益诉讼下的定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敬请同仁老师指正。

　　傅法官的定义如下：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任何公民、法人、公众团体或国家机关，为保护和改善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当其认为有损害国家的、社会的公共环境利益的行为发生，已经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损害后果时，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违法行为人停止环境损害行为及赔偿公益损失的诉讼制度。[1]

　　笔者认为该定义有几处值得商榷：

　　（一）不应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该定义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有三方面的理由。

　　理由之一，我国是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机关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民选政府，国家机关都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契约论的“主权在民”、“有限政府”等理念更是深入人心。所以在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这一点上，公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再者，我们力求给环境公益诉讼下一个定义并不应只局限于我国，它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

　　理由之二，在环境公害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国家机关在信息收集、因果关系判定、污染治理措施采取等各方面处于比一般公民更为优势的地位，它们提起和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力量更强，对公益的保护效果更好。

　　该理由陈述的事实是客观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国家机关可以据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根据公共信托理论，大气、水流、日光等环境要素不再是传统民法理论中认为的“无主物”、“自由财产”，而是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任意对其占有、支配和损害。全体人民委托国家对环境进行管理，国家就必须认真履行受托义务，合理地保护、管理环境。因此，我们理解，“执行环境法，组织污染或使公共资源恢复”是环保局等国家机关职责的应有之义。只要它认真履行职责，行使人民赋予它的行政权力，就能起到防治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作用，有什么必要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寻求司法权的救济呢？相反，在它不严格履行职责，致使发生或可能发生损害环境后果的情况下，它还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而不是原告。

　　理由之三，我国的环境保护团体数量尚少，力量还十分薄弱，公民的传统“厌讼”观念尚有待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对于整个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该理由仍然是将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局限于为我国。在美国，情况正好相反，有相当数量的民间环保组织为保护环境而不懈努力着，且美国人尚讼。即使在我国，环保组织数量少，公民“厌讼”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也不应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即使在“尚讼”的美国，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因是诉讼费用高、举证责任艰巨。为了鼓励公民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美国《清洁水法》、《清洁空气法》、《固体废物处理法》等均规定，法院如认为合适，可将诉讼费用（包括合理数额的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判给诉讼的一方，按照这个规定，依惯例由原告承担的那一部分律师费和专家作证费等诉讼费用则可能由被告分担合理部分。”[2]在举证责任方面，美国法院在环境公益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只要求原告提出“初步表面证明”，实质性的举证负担被转移到被告一方。这些举措极大地鼓励了公众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相反，如果赋予国家机关起诉资格，则可能使公众对其产生依赖感，最终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导致的结果恰恰与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民诉讼的初衷相反。

　　再者，正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美国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员古德丹教授所言：“环境公益诉讼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民众通过借助司法的力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监督行政，弥补公力执法的不足，以达到维护和保障环境公益的最终目的。”[3]“……环境公益诉讼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主要原因还是公众自下而上的推动。”[4]古德丹教授反复强调要自下而上地推动环境公益的保护，对公民，尤其是底层民众参与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淡化甚至根本不提国家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相反，应大力支持和鼓励民众践行环境法“公民参与”的基本原则，积极主动地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综上，笔者认为将国家机关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不妥的。

　　（二）在“公共环境利益”前加定语“国家的”、“社会的”是不恰当的。

　　如前所述，根据公共信托理论，环境要素为全体国民所共有，国家只是受全体国民的委托来管理环境，所以环境的所有权属于全体国民，而非国家。二者之间没有所属关系。再者，据现代汉语词典，社会是指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也叫社会形态。它是一个哲学或政治学范畴内的抽象概念，而环境则是摸得着、看得见的实在之物，所以“环境利益”前加“社会的”似有不妥。

　　（三）“……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国家或不特定的多数人……”中代表国家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国家只是受托管人，对环境要素不享有所有权。环境要素属于全体国民，所以在环境利益受到损害时，公民、法人或公众团体就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它代表的只能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要代表国家呢？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民事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被代理人由于代理人没有很好的尽到义务致使其权益受到损害，而该被代理人却以自己的名义代表代理人的利益向法院起诉第三人，这岂不可笑？

　　（四）“……以环境违法行为人为被告”的提法值得商榷。

　　环境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有别于传统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不一定要有损害事实发生，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环境公共利益侵害的可能，即可提起诉讼。”[5]损害事实还未发生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行为人实施了危害行为，但损害结果还未显现出来；第二种，行为人只是有实施危害行为的打算，还未实施就被制止了。在第二种情况下，称行为人是环境违法行为人显然不合适，因为他还没有实施行为，怎么能说是违法呢？再者，即使行为人已经实施了某种危害行为，该危害行为虽也造成了损害环境的后果，但并没有侵犯实体法或程序法上规定的权利，能说该行为违法吗？例如：甲、乙两工厂都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向河中达标排污，但造成了河中鱼类死亡。经调查得知，甲、乙两厂排污的总量超标致使鱼类死亡。甲、乙两工厂的行为当然可以引发一场环境公益诉讼，因为他们污染了环境，但他们的行为并不违法，所以他们被称为环境违法行为人委实有些冤枉。又如：起初美国法院审理案件依据的是“法律权利”原则，规定当事人只有证明危害行为侵犯到自己法律上保障的权利时才有资格提起诉讼。可后来，随着公益性质的案件增多，法官们觉得如继续用“法律权利”原则来确认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则很多实际上损害环境的案件将由于无法确定适格的原告而不能进入司法程序，从而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于是用“事实上的损害”原则取代了“法律权利”原则。在塞拉俱乐部诉内政部长莫顿案的判决法院意见中有如下名句“美学和环境方面的福利，就像优裕的经济生活一样，是我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人而不是少数人享受特定环境利益的事实并不降低通过司法程序实施法律保护的必要性。”[6]事实上，最高法院同意“美学上的损害”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包括“审美权、娱乐权”等在内的权利在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法官认为对这些权利的损害构成“事实上的损害”，具备起诉资格的人可就此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在这种情况下，称实施损害行为的人为环境违法行为人是没有依据的。故，称这些人为损害环境行为人似乎更为妥当。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