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须建立“三不一追究”机制/曲宇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6 05:58:07 浏览: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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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须建立“三不一追究”机制
曲宇辉
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亲情，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失去亲情。
《腐败泯灭亲情》一书以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腐败是泯灭亲情的罪恶之一。有的人因腐败而气死双亲，有的人因腐败而妻离子散，有的人因腐败而全家下水，共进牢房。
腐败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程度、范围、规模并不一样。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腐败程度严重、涉及范围较广、规模较大的时期往往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文化的急速发展，各种新的社会势力崛起，而与现代化工业化社会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又都处于初创阶段，各种制度不那么完善，因而大都出现过一段腐败现象“高发”的阶段，如英国在１８世纪、美国在１９世纪都出现了腐败比较严重的阶段，即使当今被国际列为廉洁度较高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也出现过腐败现象相对严重的过程。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就不是在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领导下，而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进行的。这种历史背景给党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但也给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应在资本主义早、中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所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稳步实现预定的现代化目标，又顺利渡过社会转型时期，防治腐败现象的发生、滋生和蔓延，是摆在我党面前的头等大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治本须治“源”，通过建立“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三不”机制和政治责任追究机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发生，从措施上严惩腐败行为。
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不愿腐败”机制。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陈希同、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等高级干部的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防腐机制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针对性；既要讲实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使领导干部“不愿腐败”。
其次，在制度上建立“不能腐败”机制。反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要强化法制建设。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立法工作和制度建设，使之“不能腐败”。切实改变过去建章立制工作中存在的“管大（事）不管小”、“有禁无罚”、“抽象不具体”、“原则难操作”等问题，在党纪政纪上，必须“以小见大、大小兼管”、“有禁必有罚”、“具体易操作”。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纪委出台的“两不”规定、《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都是预防腐败的好规定，此外，还应尽快建立《行政程序法》、《财产申报法》、《国家公务员监督法》等一套完善和规范的反腐败法规体系，使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腐败，让党员干部知“腐”而止步，人民群众见“腐”而能“揭（发）”，腐败分子一腐必“败（露）”，无藏身之地，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第三，在措施上建立“不敢腐败”机制。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好经验。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对掌握着各级和各部门（单位）最高权力的党政“一把手”，由谁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等，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缺乏经常有效的具体监督措施，导致对他们的监督“失控”，违法违纪的比例上升。建立“不敢腐败”的监督机制，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给腐败分子以沉重的打击，增加腐败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对腐败分子，一定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纪”代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都要依法严惩，在腐败高发期，治乱用重典，从重量纪量刑，以震慑教育干部，使之“不敢腐败”。
追究政治责任，即对发生的重大腐败案件，还须追究当地党政负责人和上级党政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近几年中，已有不少相当级别的高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追究政治责任，或者引咎辞职，或者勒令辞职，或者撤消职务，这是法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进步。但对腐败案件追究政治责任的，一般只追究到该单位的负责人， 尚没有追究到当地党政负责人和上级党政负责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或者地位从事腐败活动，也没有认真追究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许多案例已经表明，有些领导干部本人不伸手，却放纵“家里人”、“身边人” 伸手，而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腐败的最终结果，是领导干部本人也“下水”。“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苑》卷三）。因此，领导干部必须管住“家里人”、“身边人”，并为“家里人”、“身边人”和管辖区域负政治责任。
曲宇辉
人世间最珍贵的莫过于亲情，人世间最悲惨的莫过于失去亲情。
《腐败泯灭亲情》一书以真实的案例告诉我们，腐败是泯灭亲情的罪恶之一。有的人因腐败而气死双亲，有的人因腐败而妻离子散，有的人因腐败而全家下水，共进牢房。
腐败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程度、范围、规模并不一样。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腐败程度严重、涉及范围较广、规模较大的时期往往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经济文化的急速发展，各种新的社会势力崛起，而与现代化工业化社会相应的社会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又都处于初创阶段，各种制度不那么完善，因而大都出现过一段腐败现象“高发”的阶段，如英国在１８世纪、美国在１９世纪都出现了腐败比较严重的阶段，即使当今被国际列为廉洁度较高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化高速发展时期，也出现过腐败现象相对严重的过程。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就不是在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领导下，而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进行的。这种历史背景给党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带来许多有利的条件，但也给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应在资本主义早、中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严重腐败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所突出地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既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稳步实现预定的现代化目标，又顺利渡过社会转型时期，防治腐败现象的发生、滋生和蔓延，是摆在我党面前的头等大事。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治本须治“源”，通过建立“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的“三不”机制和政治责任追究机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发生，从措施上严惩腐败行为。
首先，在思想上建立“不愿腐败”机制。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陈希同、成克杰、王宝森、胡长清等高级干部的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防腐机制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针对性；既要讲实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使领导干部“不愿腐败”。
其次，在制度上建立“不能腐败”机制。反腐败的根本出路是要强化法制建设。通过加强预防腐败的立法工作和制度建设，使之“不能腐败”。切实改变过去建章立制工作中存在的“管大（事）不管小”、“有禁无罚”、“抽象不具体”、“原则难操作”等问题，在党纪政纪上，必须“以小见大、大小兼管”、“有禁必有罚”、“具体易操作”。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纪委出台的“两不”规定、《浙江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等，都是预防腐败的好规定，此外，还应尽快建立《行政程序法》、《财产申报法》、《国家公务员监督法》等一套完善和规范的反腐败法规体系，使大家都知道什么是腐败，让党员干部知“腐”而止步，人民群众见“腐”而能“揭（发）”，腐败分子一腐必“败（露）”，无藏身之地，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第三，在措施上建立“不敢腐败”机制。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好经验。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特别是对掌握着各级和各部门（单位）最高权力的党政“一把手”，由谁监督，监督什么，如何监督等，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缺乏经常有效的具体监督措施，导致对他们的监督“失控”，违法违纪的比例上升。建立“不敢腐败”的监督机制，就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给腐败分子以沉重的打击，增加腐败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对腐败分子，一定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纪”代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公民，只要违法都要依法严惩，在腐败高发期，治乱用重典，从重量纪量刑，以震慑教育干部，使之“不敢腐败”。
追究政治责任，即对发生的重大腐败案件，还须追究当地党政负责人和上级党政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近几年中，已有不少相当级别的高官因重大责任事故被追究政治责任，或者引咎辞职，或者勒令辞职，或者撤消职务，这是法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和政治的进步。但对腐败案件追究政治责任的，一般只追究到该单位的负责人， 尚没有追究到当地党政负责人和上级党政负责人。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家里人”、“身边人”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或者地位从事腐败活动，也没有认真追究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许多案例已经表明，有些领导干部本人不伸手，却放纵“家里人”、“身边人” 伸手，而领导干部“家里人”、“身边人”腐败的最终结果，是领导干部本人也“下水”。“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然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苑》卷三）。因此，领导干部必须管住“家里人”、“身边人”，并为“家里人”、“身边人”和管辖区域负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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